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

第一部分　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
一　抗日戰爭初期　003
二　第三次反共高潮　018
三　抗戰勝利至全面內戰爆發　033
四　解放戰爭開始階段　047
五　1949 年新中國成立前後　075

第二部分　外交生涯
一　周恩來、李克農與1954 年日內瓦會議　107
二　周總理對我的幾次批評　129
三　“喀什米爾公主號” 案件真相　146
四　打開中美關係的前奏
　　———1969 年四位老帥對國際形勢的研判和建議　201
五　斯諾最後一次訪華的幾件史實　238
六　“乒乓外交” 史話　279
七　1972 年毛澤東同尼克森的談話　307
八　1976: 毛澤東主席與尼克森先生
　　———兼析《1975: 演唱唐詩宋詞之謎》　342
九　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鬥爭歷程　365
十　毛澤東“沒有想到” 的勝利
　　———回憶我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的經過　413
十一　五星紅旗第一次在聯合國升起是哪一天? 　443
十二　毛澤東主席與“小國弱國人民會議” 　448
十三　毛澤東向蒙哥馬利談“繼承人” 　475
十四　關於九一三事件的一段往事　485
十五　出使墨西哥　498
十六　周恩來總理關注香港大學訪問團　518
十七　周恩來關心孫中山倫敦蒙難室　531
十八　從第二次亞非會議擱淺看周恩來光明磊落的外交風格　543
十九　周恩來總理的一件批示　559
二十　三個“最後一次” 　563
二十一　周恩來———中國環境保護工作的開創者　572
二十二　鄧穎超向楊振寧談周恩來　583

聽父親講那過去的故事
熊蕾

（一）

小時候看諜戰片，覺得中共的地下工作者都是風流倜儻，舞姿翩翩。上中學後，從別人那裡得知父親熊向暉也是其中一員，我怎麼看他怎麼不像。父親相貌自是英俊，但是他和母親都是“舞盲”啊！終於憋不住了，我就問了父親——那都是我研究生畢業以後了，在此之前，父親母親從未跟我們講起他們過去的事。他們也沒有機會講：我還沒上小學五年級，他們就出國工作，回來就趕上“文革”，然後我去“北大荒”，哥哥當兵，再後來我去外地上大學。

我問，你們都不會跳舞，怎麼做地下工作呢？父親說，誰規定的做地下工作就得會跳舞啊？我愣了，然後問，那你怎麼跟人家交流呢？他說，打麻將啊——父親打麻將倒真是高手。

然後又有我看不懂的事了。父親應中央文獻研究室邀請，為紀念周恩來總理去世15周年寫的《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在1991年1月發表之後，在海峽兩岸都引起了不小的反響。當時臺灣已經“解嚴”，放開了到大陸的旅行，父親過去在國民黨胡宗南部去了臺灣的袍澤，凡是到大陸來的，都要來看父親。先頭父親還有全國政協委員和統戰部副部長的頭銜，我以為他們有事找父親。後來父親離休了，這些頭銜都沒了，人家照樣來找他。我對此感到驚異：他們和父親分屬兩個營壘，立場和意識形態截然不同。為什麼他們不是怒目相向，而是相談甚歡呢？

和父親相談甚歡的這些“國軍”老伯中，有一位是孔令晟。他和父親同為黃埔第十五期學生，孔老伯自黃埔畢業後一直在作戰部隊，國民黨去台後，他先後當過蔣介石和蔣經國兩代“總統”的侍衛隊長，也做過臺灣的“警政署長”，還在美國、英國研究過戰略，著有《大戰略通論》。

這兩位老人，一個是共產黨的離休部長，一個是“國軍”退役中將，在他們身上，我真看不出什麼“道不同不相為謀”的隔閡。兩人不見面總是相互惦記，見了面就十分親熱。每次見面，兩位老人都有說不完的話。

我發現，撇開意識形態，他倆的共同語言還真多。當年，他們都是抗日愛國的熱血青年。據父親講，孔老伯當年是北大化學系的高才生，是著名物理學家吳大猷的得意門生。孔老伯要退學投軍之前，吳先生還想送他出國深造，一再讓他認真考慮，非常不願意失去這個他認為可以成為大科學家的弟子。可是孔老伯還是義無反顧地去從軍。幾十年後再相見，兩位老人都反對“台獨”，都認為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是對中國最大的威脅，也都反感以權謀私。

父親喜歡聽孔老伯講他們去台後的種種情事，孔老伯也有興趣聽父親講一些當年他不知道的往事，比如蔣老先生送蔣緯國上前線的事。

那是1941年2月，蔣委員長侍從室給西安的胡宗南發來密函，內有三件東西：一是蔣介石手令：“茲派蔣緯國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少尉排長。”二是蔣緯國的履歷，說明他曾在蘇州東吳大學學習，德國慕尼克軍官學校畢業，也在美國陸軍航空隊戰術學校和指參學院學習過。三是蔣緯國的一張半身照片。雖然當時包括胡宗南和父親在內的不少人已經知道蔣緯國其實是戴季陶的兒子，但是胡先生看著照片還是有意說，像極了，“活脫脫一個委座”。

胡部的第一軍第一師，當時正駐守在黃河邊的潼關，河對岸就是日軍。不管怎麼樣，蔣介石對蔣緯國視同己出，他把自己的二公子派到這個部隊，怎麼安排？胡先生與當時還是他身邊一個年輕副官的父親商量。父親認為，作為一個國家的最高統帥，把自己剛從德國留學回來的兒子任命為少尉排長，並派到抗日前線的部隊，這是從沒有過的。時隔60多年，父親講起此事，還是說，確實了不起。同時，父親對胡先生說，這也表明蔣老先生對胡先生的信任。只是為了緯國的安全，不能宣傳，還要把他安排得很妥當。

蔣緯國到西安後，胡先生指派父親專門接待他，並送他去部隊。父親小蔣緯國兩歲，軍階卻比他高兩級，所以他一見到父親，就立正敬禮。上車時，蔣緯國主動到車的右邊替父親開車門；與蔣緯國談話時，父親站起來，他也站起來，轉到哪兒他跟到哪兒，臉始終對著父親，非常規矩。可是父親受不了委員長的二公子對他這樣畢恭畢敬，所以當天下午就換上便服，以免拘束。
父親很欣賞蔣緯國的個性。他說，潼關民俗，農曆每月逢三、六、九，都有大集，比較熱鬧。如果遇上休息日，駐軍士兵也有不少去趕集。蔣緯國去集市，都帶著勤務兵，並且叫勤務兵背上一隻大筐子。在街上，凡是有士兵不向他敬禮的，他就上去把人家帽子摘了，裝到筐裡，告訴人家：“我是蔣緯國，星期天上午，你到第三團第二營第五連連部拿帽子。”每次一摘就是幾十頂。士兵沒有帽子怎麼行呢？到了星期天上午，他們來拿帽子，蔣緯國就讓他的勤務兵先教他們練習敬禮，再練習立正、稍息，最後才把帽子發還給他們，讓他們回去。原先前線部隊有的不大注意軍容風紀，有不戴帽子的，也有不戴領章的。蔣緯國這麼一抓，這種現象就減少了。

然而到臺灣以後，蔣緯國和蔣經國兄弟失和，讓父親很覺意外。他告訴孔老伯，1942年經國到西北，和緯國一起，由父親一路陪著，從西安、蘭州一直經河西走廊到敦煌，再到青海、新疆，走了三個月。“當時他們兄弟兩個感情非常好，”父親說。那個時候蔣老先生對緯國也非常好。父親還給孔老伯講了這麼一個故事：1942年秋，蔣老先生巡察西北，來到西安。胡宗南安排把蔣緯國調到西安來見他。蔣老先生和夫人宋美齡離開西安時，胡先生和西北要員到機場送行，蔣緯國和我父親也都在場。

老先生和夫人上了飛機，螺旋槳已經啟動，飛機即將起飛之際，發動機突然又停下來，機艙門又打開，旋梯上走下來一個副官，手捧一個東西，走到蔣緯國面前，把東西送給他。原來是老先生把他的披風送給了緯國。緯國馬上敬個禮。那副官把披風給他披上，才返回機艙。

孔老伯聽了這些故事之後說，蔣老先生一直對緯國非常好，從小就喜歡他，把他帶在身邊。蔣夫人也很喜歡緯國。但是老先生也很冷靜，他認為政權必須交給自己的兒子蔣經國。

對此，父親評論說，不過最後經國又交給了李登輝。

這讓孔老伯默然了許久。

孔老伯說他研究過毛澤東的軍事戰略，“並且按毛澤東的辦法打了兩個勝仗”。他說，撇開意識形態不說，在學術上，毛澤東開創了戰爭的新形態，特別是朝鮮戰爭，越南戰爭，都是用毛澤東的戰爭理論和戰略思想打仗，而美國皆戰敗。毛澤東的戰略思想由此得到了全世界軍事理論界的承認。他們不認同毛澤東的意識形態，但是承認毛澤東對世界軍事戰略學的貢獻。

父親對他說，毛澤東搞的是真正的人民戰爭，戰略戰術都是公開的。但是，人民戰爭也不是毛澤東的創造，毛主席自己就說，創造人民戰爭的是美國獨立戰爭。

兩位老人對當時臺灣國民黨主席連戰先生訪問大陸的“破冰之旅”，都很欣賞，尤其連戰先生的父親說來也是他們西安時代的故舊。連戰先生到西安時，孔老伯又來看父親，兩位老人顧不上談話，就一起看電視臺對訪問的實況轉播，非常開心。

但是這些國民黨老人對父親是共產黨地下工作者的事情是怎麼看的呢？有一次比父親大一輪的張佛千老伯從臺灣來我家，我向這位隨和的長者提出了讓我納悶很久的疑問：“您聽說我父親是共產黨以後，對他是什麼感覺？”

張佛老資格很老，父親在胡宗南那裡是上校的時候，他已經是少將了。到臺灣後做過防衛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並躋身文化名流。他跟我說，知道我父親是共產黨後，他“第一是驚訝。他是共產黨，我一點沒有看出來。第二是感謝。他在胡先生身邊，有很多機會可以殺掉胡先生，可是他沒有。第三是佩服。他這個事情做得太漂亮了”。

我有些愕然地問：“難道你們不恨他？”張老伯說，“為什麼要恨呢？你父親入共產黨在前，到胡長官身邊在後，那是各為其主。要怪只怪後來蔣老先生非要打內戰。如果不打內戰，大家不是相安無事嗎？”

張佛老還推薦臺灣的《傳記文學》轉載父親發表的《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並專門為該刊寫文，講胡先生當時為什麼會用父親。他說，“熊的最突出之處，是他的氣質之純，為我平生所僅見……胡之選其為隨從人員，是非常應該的決定，如我是胡，也會作同樣的選擇。怪只怪周恩來善於擇人，造成胡的畢生大憾。”張佛老還寫道：“熊參加共黨在先，並非受到胡的重用後再投共。他是為‘共黨’工作，自當對‘共党’忠誠，正是各為其主之義。”

後來中共黨史出版社把父親的《地下十二年》和他以後發表的其他回憶文章結集出版，題為《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還把張佛老這篇文章作為附錄收入。

隨著和那些國民黨老人交往的增多，我逐漸理解了不同政見的父輩們超越黨派的友情。那是當年在抗擊外侮的血雨腥風中，凝練出來的有如血濃於水的兄弟之情。這正是“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更何況他們本無個人恩怨。而且，對於他們而言，還有一種大義比黨派之爭更重要，那就是中華民族的統一。

這也讓我從另一個側面，瞭解了父親的為人。假如父親不是可交的朋友，再大的民族大義，也不會驅使這些耄耋老人在隔絕了幾十年之後，來和父親重敘舊誼。這改變了我對共產黨人的刻板印象。共產主義既然要吸納一切文化的精華，共產黨人當然要有博大的胸襟。所謂“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為了標榜自己的政治正確而整天掛著一副“階級鬥爭”臉，對不同觀點、不同意見、不同派別完全不能相容的，不是真正的共產黨員。堅定的信仰和濃濃的人情，並不矛盾。

（二）

近些年，我接觸過不少想瞭解父親那段“潛伏”經歷的媒體人，他們對父親在1943年和1947年兩度發出國民黨軍“閃擊延安”和進攻延安的重要情報卻能全身而退的傳奇很不理解，甚至臆測胡宗南“通共”或對父親太有感情，所以“放了熊向暉一馬”。

這種臆測毫無根據。有些人只是孤立地看這兩次重要情報的成功遞送，卻不瞭解父親那一輩的“閑棋冷子”們以怎樣的堅韌和才智在敵營站穩腳跟的經過。我曾經梳理過1939年3月父親擔任胡宗南機要秘書之後到1943年7月他向延安送出蔣介石密令胡宗南閃擊延安情報的四年間做過的一些事：

他第一天上任，就趕上戰幹四團河防大隊結業——學員都是縣長以上的官員，胡宗南要去講話。胡先生7點起床，7點半吃飯，一邊吃飯一邊看原來的秘書給他準備的講稿，覺得寫得不好，就叫父親再寫一個。8點鐘典禮就要開始，時間不到30分鐘。父親15分鐘寫好了講稿，胡先生很滿意。

1940年3月，張學良將軍被蔣介石拘押在貴州修文縣陽明洞期間，給胡先生寫了一封信，鼓勵他抗戰到底，並寄來一首詩，抒發自己的感慨，回憶他當年與胡宗南在王曲相處的日子，對王曲的山水風光，諸多感懷。

張學良是借景說事。胡先生看了他的來信和感懷詩，叫父親先擬稿，給張回一信。他說，咱們也借景說事。意思是不要寫得太直露，但表達的意思要寫到。父親的信是這樣寫的：

 漢卿先生：

奉讀三·四手書，十分眷眷，無限依依！承賜好詩一首，英氣淩雲，大有波濤澎湃之慨，想見近年來閉門學習之盛！

王曲是一很好的名詞，好山好水，好平原，有煙雲林木之奇，到處襯出偉大，而現在則有好牧場，好酒店，好游泳場，好閱兵場，好小學校，好林場，氣象萬千，非當年在太史洞晤對時情景矣！

在王曲附近之軍校學生，將近兩萬餘人，皆為燕趙魯汴蘇浙優秀青年，情緒熱烈，殺氣騰騰，益顯出秦嶺壯麗，王曲風光。

每在青龍嶺上，看山上煙雲，天上明月，無不念念數千裡外之英雄美人，光明，榮譽，真不勝惓惓之感也。

弟年來檢討過去之工作，非常慚愧，尤其在抗戰戰術上，頗有今是昨非之慨，準備又準備，準備又準備，必不辜負好戰場，好江山，好時代。

近將離開成都，轉回西北，敬以最誠摯之心，祝兄健康！並謝厚意！

弟胡宗南上，三月二十二成都市上

胡先生看了，也是很滿意。

1940年7月，軍訓部副部長兼副參謀總長白崇禧到西安視察。之後胡宗南陪著他，分乘兩輛小車去蘭州。有一部分先遣人員乘大客車先走了。胡宗南和白崇禧及父親和白崇禧的機要秘書謝和賡，分乘兩輛小車先後而行。謝和賡老伯也是周恩來佈置的閑棋冷子，但他和父親當時卻都不知道對方的秘密身份。一行人沿著西蘭公路走到六盤山時，下起了大雨。被稱作“稀爛公路”的西蘭公路那一段是土路，大雨造成山上塌方，一下子把路堵住了。此時，前車已開走不見，後面的車還沒跟上，就剩下白、胡兩位長官及父親和謝和賡所乘的兩輛小車。

西北的黃土高原，溝壑縱橫。父親朝下麵一看，一條深溝大約30多丈深，溝裡有一間民房。雨下得很大，天也快黑了。父親交代司機，把路邊石條做的里程碑挖出一塊，墊在小車輪胎底下，防止小車滑坡。然後他冒著雨，不顧溝陡路滑，下到溝裡，走到那孤零零的民房。家裡只一對老夫妻和兒媳婦三口人，兒子外出打工不在家。房子很簡陋，屋裡兩個炕連著，一邊有一個灶，另一邊還漏雨。父親安排好借宿事宜，上來跟兩位長官說，沒有辦法，就在這兒過一夜吧。

兩位長官由衛士扶著，到了那民房。兩個炕，一個讓房東全家擠一擠，另一個炕則騰給白崇禧和胡宗南。可是沒有飯，只有山藥蛋。幸虧他家還有一點乾草，而灶頭上有兩隻瓦罐，一隻裡有一點鹽塊，另一只是空的。就用乾草煮山藥蛋，加了一點鹽巴，算是晚飯。照明也沒有蠟燭，就用父親和謝和賡帶的手電筒。

當時，外面還在下雨，屋裡也在漏雨，大家的衣服、被褥都是潮的。白崇禧和胡先生睡不著，就坐在炕上聊天。

胡先生問白崇禧，我們與共產黨鬥，能不能鬥得過共產黨?

白崇禧說：我們是搞上層，共產黨搞下層；上層我們佔優勢，下層共產黨佔優勢；上層人少，下層人多。

胡先生又問：現在抗戰，已經進入第四個年頭了，中樞對下一步，有什麼打算?

白崇禧說：原來準備抵抗，都在沿海，國防工事都建在那兒，都沒有用上。打起來後，日本人一下子包抄啦，有的工事還沒有打開，就丟掉了。現在，重慶那邊靠雲貴川，湖南不完整了；西北只剩下陝甘寧青，河南不完整了，新疆的形勢很複雜。其他的省份都不完整了。現在在這裡，西蘭公路就是這個樣子啊。西蘭公路是國防公路，還塌方了，我們還住這兒了。現在只能是“以空間換時間，積小勝為大勝”。——父親說，這是根據毛主席的《論持久戰》化過來的。

胡先生的提問和白崇禧的回答，很能說明他們在國民黨能否鬥得過共產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在這個時候和這樣的環境當中，他們所說的話，都是他們的真心話。父親說，這樣的想法，在平時，在公開的場合，是聽不到的。而他們談這樣的問題也不避諱父親和謝和賡，足以說明他們對這兩個秘書的信任。

半夜裡，白崇禧要小解，可外面還下著雨，他出不去，便順手拿起灶上的空罐。那媳婦手疾眼快，劈手就奪了過去，說，家中總共就這兩隻罐是寶貝，怎麼能讓你當尿罐。白崇禧一愣，說，好厲害啊!父親跟他說：就在這屋裡尿吧。

第二天一早，父親看雨停了，就跑到上面路上，通過查修軍用電話線的修理兵，跟蘭州方面聯繫上，將兩位長官和他們一行順利接到蘭州。

臨走時，胡先生吩咐給房東400元。當著白崇禧的面，胡先生說：老百姓這樣窮，不革命怎麼行！

這件事父親講過不止一次，想來給他印象很深。

父親還講過當年12月7日，胡先生交代他準備去南五臺山祭奠他父親三周年忌辰的事。胡先生的交代很簡單，只告訴用老禮節的儀式祭奠，父親就懂了。從佈置靈堂、供桌、檀香爐，到準備乾果、冷盤、熱菜、水果各多少盤，特別是熱菜中要有一隻雞，雞頭雞尾各留一撮毛，以及供奉的牌位，父親都準備得很周到。直到祭奠開始後如何給胡先生傳遞祭品，如何點燭燒香，如何擺放給胡先生行三跪九叩首禮的蒲團並唱喏，父親安排的一絲不差，胡先生特別滿意。

父親說，許多事情是機遇，比如這件事，就是巧合。他事先並不知道胡先生要去祭父，也不可能預先去做充分的準備。但在整個過程中，胡先生想到的事，他給他辦了；沒有想到的事，也替他想到、辦到了。而且辦理這種事，光憑勤快和機敏不行，還要懂得這些舊禮節，懂得傳統的民族文化，需要有知識和生活積累。這些方面，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從這，也可以理解為什麼周恩來挑選打入胡宗南部的秘密黨員時提出要出身於官宦人家。所以，胡宗南重用父親，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僅僅是機遇和巧合。

這之後，父親隨胡先生秘密到河南西峽口會晤湯恩伯，又陪同他去河南和山西分別會晤衛立煌和閻錫山，幫助他安排蔣緯國到前線部隊，代表他陪同蔣經國、蔣緯國兄弟在西北考察，參加何應欽在西安召集的高級將領會議，還隨同胡先生會見路經西安到延安的中共八路軍將領朱德、彭德懷和林彪等。特別是1942年8月15日至9月14日，蔣介石到西北視察。胡先生到寶雞機場迎接後，受了風寒，病重無法行走。於是，他命父親代表他陪侍蔣介石。因為此前兩個多月，父親才陪同蔣經國、蔣緯國兄弟訪問西北，後來一直把他們送到重慶，蔣介石在家中接見了他，請他吃飯，表示感謝。這次父親隨蔣介石先後視察了甘、青、陝等省，重點是視察河西地區，然後回到西安，參加他召集並主持的軍事會議。陪同期間，父親還跟蔣老先生互講笑話。

父親還講過一個故事。有一次，在興隆嶺，勤務兵半夜來叫醒父親，說胡先生要回西安，他睡不著，正等在車裡。

半夜一點鐘左右，上了車，父親就打瞌睡。可胡先生精神好啊！看到月亮，他就說，如此良宵，豈可困覺啊！父親就只好醒來。

胡先生又說，如此良宵，豈可無詩啊!父親說，胡先生既然如此說，必有佳句了。胡先生說，創新不如復古，我想到曹操，橫槊賦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很有氣魄。

父親說，今天是有月亮，但沒有烏鴉，再說“繞樹三匝，何枝可依”，不吉利。

胡先生說，你看呢？你有什麼佳句啊？父親說，你既然說創新不如復古，那還是陳子昂《登幽州台歌》那兩句好，“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半夜裡，只有一輛汽車在公路上，前面沒有人，後面也沒有人。胡先生就很高興，說，好一個“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

這樣的經歷，這樣的關係，到了1943年7月的時候，父親在胡先生那裡的根已經紮得很深了。這樣建立起來的信任度，不是輕易能夠動搖的。

（三）

因為小時候沒聽過父親母親講任何與他們工作相關的事，所以我一直不知道父親是幹什麼的。在我看來，父親就是父親，他關愛我們，我們尊敬他，這就夠了。他在“外面”是什麼，並不重要。

直到我上小學四年級的那個冬天，一個偶然的機會，母親帶我去釣魚臺——那時候釣魚臺有點像幹部俱樂部的性質，並無今天的警衛森嚴——我見到了周總理。總理問我父親是誰，我這個小毛丫頭囁嚅著不肯說父親名諱，反而愣頭愣腦地對總理說，反正你也不認識他。總理笑了，說，那你說出來看看嘛。我很不情願地說，他姓熊。沒想到總理一下子就說出了父親的名字：噢，熊向暉，我認識他。我當時非常意外，不明白總理怎麼會認識我心目中很平凡的父親。

很多年以後我才知道，父親和周總理的關係，早在抗戰初期就開始了。他在新中國成立前做地下工作，新中國成立後做外交工作，都是在周總理的直接領導下。周總理是父親最崇敬的人之一。父親對毛主席，對陳毅、葉劍英等幾位老帥，也非常崇敬。
出於這種崇敬之心，1980年以後，中央黨史部門把父親列為黨史“搶救物件”，讓他寫文章回憶這些偉人和他所經歷的那些歷史事件時，他欣然動筆，這才有了本書收錄的這些文章。

遺憾的是，父親想寫的東西並沒有全部寫出來。一是他身體已經力不從心了。他年輕時就患有嚴重的十二指腸潰瘍，晚年又患過膀胱癌、前列腺癌、頸椎骨刺增生壓迫脊髓，直到最後罹患肺癌，每年幾次住院。二是他太認真，對寫作的要求，特別是史實的核實太嚴格，這不僅影響寫作速度，而且也很難找到他合意的助手。我不能給父親當助手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認為我不夠嚴謹。三是由於這種認真嚴謹，他容不得重要黨史文章的一點失實之處，發現了就要寫文章指出，這也花費了他很多精力。我曾經勸他寫自己的文章，不要去理會別人的那些錯誤。但是他覺得，掃偽打假，正本清源，是非常重要的事。《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一書中有好幾篇訂正重要史實的文章，就是這樣寫出來的。我感覺這有如歷史學、党史學的一種基本建設，這些文章與父親的其他文章一樣，為後世學者提供了寶貴的史料，也為後世學者提供了一種更可寶貴的嚴謹治學態度。我曾聽不止一位當年毛主席和周總理身邊的工作人員說：你父親寫的文章最真實，最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