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革命的轉移

導言四重奏：文學、革命、知識份子與大眾——
 
第一部分轉折與分歧——
 小引——
 第一章革命：雙刃之劍——
 第二章隱蔽的轉移——
 第三章怪誕的美學譜系——
 第四章先鋒的皈依——
 第五章後革命時代的詩意——
 
第二部分現代性、全球化與歷史緊張——
 小引——
 第六章現代性、民族與文學理論——
 第七章全球化與想像的可能——
 第八章鄉村的座標——
 第九章文學、革命與性——
 第十章符號的角逐——
 
結語：文學——不竭的挑戰——
後記文化研究:打開了什麼？
 ——關於文化研究的對話——
 

導言
四重奏：文學、革命、知識份子與大眾
 
上篇
 
愈來愈多的人傾向于相信，文學正在消失；或者說，文學退隱了。一個漫長的文學休眠期已經開始。大部分公眾已經從文學周圍撤離。作家中心的文化圖像成了一種過時的浪漫主義幻覺，一批精神領袖開始忍受形影相弔的煎熬。如果沒有諾貝爾文學獎的定期頒佈，如果不是充當某一部電視肥皂劇改編的原材料，文學已經波瀾不驚。當然，文學出版物並沒有減少，統計數字仍然節節攀升。但是，文學不再扮演文化先鋒的角色。啟蒙的口號再度受挫。如今，引人注目的是財政金融、證券市場動向、電腦精英、生物學“克隆”風波，剩下的就是一些明星軼聞和體育消息。一些解嘲式的解釋之中，這仿佛是小康時代必然出現的文化局面。這時，也許有必要重提海德格爾的一句著名追問：詩人何為？
 
回溯歷史，詩人曾經作為普通的一員混跡於芸芸眾生。魯迅的《門外文談》戲謔地形容過文學源頭的“杭育杭育”派。的確，那個時候的詩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魔咒。《毛詩序》雲：“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這毋寧說更像是一種日常的抒情表述形式。按照盧卡奇的想像，古希臘的史詩誕生於一個同質的世界之中。那個時候，靈魂的輪廓線與物質的輪廓線並沒有什麼差別，“史詩賦予內部完美的生活總體以形式”。換言之，主體、客體、內部、外部、文學或者現實之間並不存在清晰的界限。表現即是再現。文學的自律、獨立以及文學形式的強制性均是後來的事情了。生活的整體和諧破裂之後，生活意義的內在性成為一個問題。這時的文學形式不得不擔負起呈現生活內涵的重任。盧卡奇.小說理論：第一部分.楊恒達,編譯.丘為君,校訂.臺北:唐山出版社，1997.這是文學形式分離出日常話語的開始，也是分裂的現實賦予文學的職責。的確，康得規定純粹美僅僅是一種孤芳自賞的形式；審美掙脫了現實關係的各種羈絆，藝術仿佛是現實劃出的一個杜絕任何欲念插足的特殊區域。理性、道德和審美分疆而治。然而，至少在現今，瑪律庫塞式的觀念更富於啟示：自律的藝術形式不是回避現實，而是打入現實，並且以抗拒現存關係的方式成為現實的“他者”，從而開啟另一種可能的維度。所以，現今人們仍然有許多理由證明，文學的存在是因為文學的自律和獨立；但是，這種自律和獨立包含了尖銳的意義。
 
如果現代社會的文學喪失了尖銳的意義從而與現實達成和解，甚至銷聲匿跡，這並不是表明那個古老的同質世界又重新降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這是文學與意識形態的默契。發達的意識形態是現代社會特徵之一。人們不再生活在赤裸的、直觀的世界上，而是生活在無數有關世界的解釋之中。屈從於意識形態的強大功能，文學不再是一個刺眼的異數；相反，文學與意識形態的各個門類彼此呼應，協同推動一個巨大的觀念體系緩緩運轉。在阿爾都塞所論述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之中，文學與宗教、教育、家庭、法律、政治、工會、大眾傳播媒介從屬於同一個結構，唇齒相依，榮辱與共。

阿爾都塞在分析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時指出：“意識形態是具有獨特邏輯和獨特結構的表像（形象、神話、觀念或概念）體系，它在特定的社會中歷史地存在，並作為歷史而起作用。”意識形態是作為社會的必要成分分泌出來的，它有效地支配了一個社會的個人心理與集體心理。意識形態不是表明真實的生存關係，而是為社會成員製造“‘體驗的’和‘想像的’關係。”因此，意識形態把“個體詢喚為主體”；進而更大範圍地保證了既有生產關係的再生產。正是察覺到意識形態的政治功能，特裡·伊格爾頓的這幾句話鞭辟入裡：“意識形態的研究不只是關於思想觀念的社會學；它更要具體地表明觀念如何與現實的物質條件相聯繫，如何遮蓋或掩飾現實物質條件，如何用其他形式移置它們，虛假地解決它們的衝突和矛盾，把它們明顯地轉變成一種自然的、不變的、普遍的狀態。”這就是說，意識形態包含了一種虛構，一種撫慰，一種有意的忘卻，或者種種巧妙的話語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