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義的根源

前言：兩個世界的後代（約翰·格雷）

編者前言

一 尋找一個定義
二 對啟蒙運動的首次攻擊
三 浪漫主義的真正父輩
四 拘謹的浪漫主義者
五 奔放的浪漫主義
六 持久的影響

第二版附錄
參考文獻
索引
校譯新記

兩個世界的後代
約翰·格雷
觀念造成的後果（而且不僅僅是後果）往往出乎肇始者的本意——這一事實構成以賽亞·伯林著作持續不斷的主題，這並非因為觀念付諸實踐時往往會遭修正——對於這一主題，我們相當熟悉。在“觀念如何被理解”這一點上的種種分歧，以及人之利益及動機的錯綜交織，都意味著任何觀念一旦實施，必會被人摻假或扭曲。正如伊曼紐爾·康得所說（也是伯林最愛引用的至理）：“用扭曲的人性之材打造不出任何筆直之物。”不論伯林是否正確地闡釋了康得，其所傳達的資訊毫不含糊：觀念與其實踐的差距恰是人類不完美的尺度。

伯林著作燭照出一個更耐人尋味的事實。一旦觀念進入世界，必定煥然一改；一旦複現，本質已然變異，不復初衷。大衛·休謨聲稱我們對因果關係的信仰，與其說是理性的推斷，不如說是習慣的產物。這一觀念進而成為其懷疑主義哲學的一部分，後來卻被用於服務宗教，實令這位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始料不及。如果他真能預見這一前景，他會嚇壞的。然而，他未曾預見的恰恰成為事實：虔誠教徒J.G.哈曼就是利用了休謨的觀念辯護神跡的真實性。休謨利用起因懷疑論爭辯我們不可能知道神跡發生，哈曼亦用同樣懷疑論爭辯神跡確已發生。於休謨，懷疑是哲學追問的終結，於哈曼，懷疑卻是躍向信仰的起點。

正如伯林所澄清的那樣，哈曼是浪漫主義發展的關鍵先生：“在我看來，有一個人給予啟蒙運動最沉重的打擊，啟動了浪漫主義進程……哈曼由休謨開始談起。他說休謨是正確的。如果你要問如何認識宇宙，那答案會是認識它靠的不是智慧，而是信仰。”作為啟蒙運動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哈曼給反啟蒙運動的思想武庫裡填入了某種悖論式的東西。當我們想起伯林的觀點：哈曼反對所有啟蒙思想家共同認可的理念，這種悖論就愈發突出。

彼此爭吵的思想群組，最後統統歸入“啟蒙運動”，質疑它們是否共有一些智性追求蔚然成風，而伯林從未相信它們會有什麼共同追求。當然，啟蒙運動完全不是一場齊一運動。儘管如此，“這些思想家還是達成了一個共識：美德最終在於知識；只有知道自己是誰，知道我們需要什麼，知道從哪裡獲得所需和如何利用所掌握的最佳手段達到目的，我們才能過上幸福的、有德行的、公正的、自由的和滿意的生活”。
 
不管他們之間有什麼差異，這些差異頗多至深，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深不可弭，啟蒙思想家都會接受三個基本假設：所有的真問題都能得到解答，所有的答案都是可知的，所有的答案必須是相容性的。並非只是啟蒙思想家，甚至也不只是西方相信這些假設——“這些正是理性主義的西方傳統的一般假設，不管這傳統是基督教的還是異教的，是有神論的還是無神論的。”他們表達了一種持久不衰的哲學，盛行于漫長世代和多種文化之中，而伯林列出的那些假設則支撐起西方主流傳統，並且他寫道：“它……也是浪漫主義萌蘖之處。”浪漫主義並不單單是對啟蒙運動的反擊，而是“迄今為止西方意識最重大的變革”。

此說堪稱高見遠識，極有可能誇張。但我們無須接受伯林關於“浪漫主義在現代思想體系中一錘定音”的斷言，才能發現他對浪漫派教益的描述。如他所示，正是浪漫派將原創性引入藝術。他意欲表明藝術家作為創造者這一理念正是一種浪漫主義遺產。
 
一直到十九世紀初期浪漫主義蓬勃發展之時，創新本身才被視為是藝術作品中一種富有價值的特質；只有那時我們才開始相信藝術家的任務就是要給這個世界帶來一些新意。除了原創性的理念，一些浪漫派還秉持另一種概念，即藝術家幾乎是上帝一般的人物，可以任意重塑這個世界。原真性的重要性不斷得到強化：人類應只追隨他們自己創造的價值觀或某種程度造就了他們自我的價值觀——這一理念本身成為一種價值觀，也許遠比其他價值觀重要，最終發展成一種理念，也即文化，或理想狀態的文化應該是整體簡單，自身純粹，未受外來影響異化。正是從這一點浪漫主義開始溢出藝術，影響延及倫理學與政治。

在1965年華盛頓特區系列演講中，一開始，伯林先做了具有導言性質的評論，描述了浪漫主義這種範圍更大的影響，而《浪漫主義的根源》一書正是由演講輯錄而成。編輯亨利·哈代記錄了伯林講座筆記的一個觀點：“浪漫主義並非單單具有歷史學的意義。今天的很多現象——民族主義，存在主義，仰慕偉人，推崇非人體制、民主、極權主義——都深受浪漫主義潮流的影響，這種潮流流布甚廣。就此而論，它並非一個與我們時代毫無幹係的主題。”這段話突顯出伯林的思考：浪漫主義的影響非常矛盾。按照自由主義的標準理解：浪漫主義的政治影響幾乎完全負面。在許多二十世紀自由主義思想家，如弗裡德里希·哈耶克、卡爾·波普爾、雅各·托曼等人看來，浪漫派是現代非理性主義政治的鼻祖，這種非理性主義政治猶如度數很高的啤酒，不僅解了民族主義者費希特的渴，而且使得那些與歐洲法西斯關聯密切的危險思想家上癮，如極右反動派查理斯·莫拉斯。

伯林並未否認朝這個方向發展的浪漫主義具有危險性。在他的第五篇演講“奔放的浪漫主義”中，他承認浪漫主義思想一開始就蘊藏這種危險。浪漫主義者對於創造力的信仰其實包含著對於因果關係，甚至對於邏輯的拒斥。對他們而言，理性是一種限制，而自由是意志的勝利。他們嘲笑和平的共存和理性的妥協；在他們看來，對深度尊奉的價值觀的激情表達，不管其實踐起來結果如何，才是唯一的真正人性，值得崇拜。由此生髮出原真性膜拜，只有狂熱信奉和虔誠踐行被當作美德。
 
人類生活就是一個戰場，理想與生活方式總是抵牾，不可調和。任何緩和這種抵牾的嘗試都是懦弱和自我麻痹之舉，因為只有全心獻身于自由選擇的事業，人類才能成就自我決定和自我創造。正如伯林所總結的，這種浪漫主義呈現出，“兩種因素——其一是自由無羈的意志及其否認世上存在事物的本性；其二是破除事物具有穩固結構這一觀念的嘗試。某種意義上，這兩種因素構成了這場價值非凡、意義重大的運動中最深刻也是最瘋狂的一部分”。

浪漫主義助燃反自由的運動。不過，伯林認為它同樣滋養並更新了自由主義。“多重價值並存且互不相容的觀念；多元性、無窮性、人的一切答案和決定的非完滿性的觀點；在藝術或生活中，任何聲稱完美和真實的單一回答在原則上都不是完美和真實的”——這一浪漫主義睿識，既啟發了許多反自由主義的運動，又幫助鍛造出更為持久的自由主義哲學。除了關注人類行為的非理性之源，浪漫派還有更多貢獻。通過堅持人類理想的多樣性，他們表達了對寬容的需求（盡管實際上他們可能會拒絕寬容），因為寬容，因為需要“在人類事務中保持並非完美的平衡……因此，浪漫主義的結局是自由主義，是寬容，是行為得體以及對於不完美的生活的體諒；是理性的自我理解的一定程度的增強”。借由觀念史上常見的反轉，浪漫派給自己鄙夷的理念和價值觀延續了生命力。

會有一些人質疑伯林所捍衛的“人類事務中並非完美的平衡”是否真的來自浪漫主義關於人類價值多元性和不可相容性的主張——如果確實如此，這種並非完美的平衡是不是和自由主義是同一種東西？是不是又會陷入某種伯林的“相對主義”？一旦追問起來又是漫遊無疆，此處不宜糾纏。不過，在伯林的回擊中，有些觀點值得討論。

首先，至少值得爭辯的是，伯林勾勒出了一種自由主義的輪廓，這種自由主義並未建立在他所描述的“理性主義是西方傳統的一般假設”之上。囿於這種傳統思考，許多人都會理所當然地認定自由主義必須是一個得到明晰陳述的體系，由普遍性原則構成，比如，關乎人權的原則，而通常被指認是自由主義的思想家及運動，往往會有歷史性變異，假設是否切合變異，則令人懷疑。
 
伯林呼籲自由主義必須基於實踐，主要基於寬容和體面實踐之上，而非對錯原則之上。這種自由主義思想並未引起哲學家普遍關注，作為寥寥呼應者之一，阿維賽·馬加利特在其卓犖之作《體面社會》（TheDecentSociety,1996）中表達了相似觀點，屬於防守性哲學，思想來源清晰可見。無論如何，伯林表達的立場都有一個優點，對於那些對有悖於自由主義的生活方式的種種衝突做過深入研究的作者，伯林皆能清楚呈現其態度。部分由於這一原因，它可能會被證明要比現在正統的自由主義更具適應性。論及自由主義生活方式的力量與脆弱性，我們可能從亞歷山大·赫爾岑和伊萬·屠格涅夫那裡得到更多的瞭解，而非約翰·斯圖爾特·密爾或約翰·羅爾斯。

伯林找到了浪漫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的聯繫，這一聯繫彰顯了一個普遍的事實。不論是思想傳統抑或將其具身化的人類都不是簡單的整體，無法個個封閉起來，互不相干。當浪漫主義者將某種純粹之物尊為至高無上的價值時，他們其實也在設計將為人類的敵人所用的武器。同時，他們視而不見觀念付諸實踐的後果。任何觀念，包括他們自己的觀念都有可能變異為對立面。

對於這種現象，伯林進行瞭解釋。他的價值不止於是填補觀念史上的一頁空白。他揭示出我們所有人都是諸多傳統的後代，身上攜帶的觀念都是糾纏一團的矛盾。我們無法擺脫浪漫主義的影響，一如我們無法擺脫啟蒙運動的影響。我們甚至不應嘗試擺脫，因為，正像伯林在最後一場演講的結語所說：“我們是兩個世界的後代。”本書思想激蕩，充滿悖論，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伯林見微知著的閱讀方式。浪漫主義的信條本來鼓吹自我封閉的文化之間持續不斷的衝突，它卻在伯林筆下變成對相互競爭但優雅平衡的各種價值體系的有力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