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派乃思的葡萄

窮兒苦狗記
蒙派乃思的葡萄
歷史的刹那間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適夷先生九十歲的時候，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他幾十年寫下的散文集，又獲得了中國作家協會中外文學交流委員會頒發的文學翻譯領域含金量極高的“彩虹翻譯獎”。這是對他一生為中國新文學運動做出的傑出貢獻給予的表彰和肯定。當老夫人拿來獎牌給我看時，適夷先生揮揮手，不以為然地說：“算了算了，都是浮名。”
　　
我覺得適夷先生是當之無愧的。
　　
上世紀二十年代中期，適夷先生還不滿二十歲，便投身於中國新文學運動，從他發表第一篇小說到發表最後一篇散文，筆耕不輟七十餘年。僅憑這一點就足以令人欽佩了。
　　
五四運動之後，中國社會面貌激變的偉大革命的年代，以魯迅為代表的一批受過西方先進文化影響的青年作家們，以詩歌、小說等文藝作品，掀起批判封建主義儒家文化傳統和道德觀念，謳歌自由、平等、民主思想的狂飆運動。適夷先生在上海結識了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夫等創造社浪漫派先驅，開始了詩歌創作。在五卅運動中，他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參加了共青團、共產黨，一面從事地下革命活動，一面辦刊物，寫下了大量小說、劇本、評論，還從世界語翻譯外國文學作品，成為左翼文學團體“太陽社”的重要成員。
　　
由於革命活動暴露身份，招致國民黨特務的追捕。1929年秋，他不得已逃亡日本留學。在那裡他一面學習蘇俄文學，一面學習日語，還寫了許多報告文學在國內發表。1931年回國即參加了“左聯”，同魯迅先生接觸也多起來，在左聯會議上、在魯迅先生家中、在內山書店，領受先生親炙。他利用各種條件創辦報紙、雜誌，以散文、小說的形式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白色恐怖，號召人們起來抗爭，同時他又大量翻譯了外國文藝作品和馬列主義文藝理論。
 
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取得政權的國家，那是國內理想主義革命者們無上嚮往的國度。他們懷著極大的熱情謳歌蘇維埃人民政權，介紹蘇俄的文學藝術。但當時國內俄語力量薄弱，魯迅提倡轉譯，即從日、英文版本翻譯。適夷先生的翻譯作品大都是從日文翻譯的，如阿·托爾斯泰的《但頓之死》《彼得大帝》，柯羅連科的《童年的伴侶》《葉賽寧詩抄》，列夫·托爾斯泰的《高加索的俘虜》《惡魔的誘惑》，赫爾岑的《誰之罪》。他翻譯最多的是高爾基的作品，如《強果爾河畔》、《老闆》、《華蓮加·奧萊淑華》、《麵包房裡》以及《契訶夫高爾基通信抄》、《高爾基文藝書簡》等。
 
此外，他還翻譯了許多別的國家的作家作品，如奧地利作家茨威格的《黃金鄉的發現》《瑪麗安白的悲歌》，英國作家維代爾女士的《窮兒苦狗記》，以及日本作家林房雄、志賀直哉、小林多喜二等人的作品。一次，和我聊天，他說解放前，他光翻譯小說就出版過四十多本。魯迅先生讚賞適夷先生的翻譯文筆，說他的翻譯作品沒有翻譯腔。適夷先生曾說翻譯文學作品，最好要有寫小說的基礎，至少也要學習優秀作家的語言，像寫中國小說一樣翻譯外國文學作品，才能打動讀者。
　　
其實，適夷先生的翻譯工作只是他利用零敲碎打的工夫完成的，他的主要精力都投在革命事業上，因此，老早就被國民黨特務盯上了。1933年秋，他在完成地下黨交給的任務，籌備世界反帝國主義戰爭委員會遠東反戰大會期間，因叛徒指認，遭到國民黨特務綁架，被捕後押解到南京監獄。他在獄中堅貞不屈，拒絕“自新”“自首”，被反動派視作冥頑不化，判了兩個無期徒刑。由於他是在內山書店附近被捕的，魯迅先生很快就得到消息，又經過內線得知沒有變節屈服的實情，便把消息傳給友人，信中一口一個“適兄”地稱他：“適兄忽患大病……”“適兄尚存……”“經過拷問，不屈，已判無期徒刑”，對適夷先生極為關切。同時還動員社會上的名士柳亞子、蔡元培和英國的馬萊爵士向國民黨政府抗議，施展營救。那時正有一位美國友人伊羅生，要編選當代中國作家的短篇小說集《草鞋腳》，請魯迅推薦，提出一個作家只選一篇，而魯迅先生獨為適夷先生選了兩篇（《鹽場》和《死》），可見對他尤為關懷和愛護。
　　
適夷先生為了利用獄中漫長的歲月，學習馬列主義文藝理論，通過堂弟同魯迅先生取得聯繫，列了一個很長的書單，向魯迅先生索要，有普列漢諾夫的《藝術論》《藝術與社會生活》，梅林的《文學評論》，還有《蘇俄文藝政策》等中日譯本，很快就得到了滿足。他根本沒有去想魯迅先生那麼忙，為他找書要花費多大精力，甚至還需向國外訂購。適夷先生當時是二十八九歲的青年，而魯迅先生已是五十開外的年紀了。後來，他每當想到這一點，心中便充滿感激，又為自己的冒失感到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