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子集釋

前 言
凡 例
吳子集釋卷上
圖國第一
料敵第二
治兵第三
吳子集釋卷下
論將第四
應變第五
勵士第六
 
附錄一 史記吳起列傳
附錄二 吳子評述資料
附錄三 吳起師承問題考辨

在中國古代兵學史上，如果說孫武是最偉大的一位軍事理論家的話，那麼歷來唯一能夠與孫武並提比肩的便是吳起，由此殊榮便可推想他的卓越貢獻與崇高地位。早在戰國後期，人們便已將孫、吳連稱，如《韓非子·五蠹》曰：“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吳子》與《孫子兵法》一起，成為當時傳播最廣、影響最大的兩部兵書經典。西漢以後，《吳子》仍保持著這種“頂級”兵書的地位，“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北宋神宗時期，《吳子》被列入《武經七書》，其經典地位更加牢不可摧。唐開元二十三年（七三五），日本遣唐使吉備真備把《孫子》、《吳子》帶到日本，將孫、吳思想遠播東瀛。清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法國傳教士約瑟夫·阿米歐將《孫子》、《吳子》譯成法文，使孫、吳的影響輻射到了更加遙遠的歐洲大陸。
 
吳起生年不詳，卒於西元前三八一年，衛國左氏（今山東定陶西，一說今山東曹縣西北）人。早年曾跟隨孔子著名弟子曾參學習，後歷任魯國的將軍，魏國的大將和西河守，楚國的苑守、令尹，一生輾轉多地，充滿傳奇色彩。吳起事蹟見載于《戰國策》、《韓非子》、《呂氏春秋》等書。最早的吳起傳記，則見載于西漢大史學家司馬遷撰寫的《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其中的《吳起列傳》堪稱記述吳起生平最重要的史料（見本書附錄一）。在司馬遷的筆下，吳起不僅是軍事理論家，還是戰功顯赫的軍事家與銳意改革的政治家。吳起身為軍事家的才能體現為“善用兵”，能“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深得士卒擁戴，官兵關係和諧。軍事家吳起的神采在兵書《尉繚子》中也有呈現。該書描述，在一場戰爭即將打響之時，“左右進劍”，吳起沒有接受，因為他認為將領無需在戰場上展示劍術，說：“將專主旗鼓爾。臨難決疑，揮兵指刃，此將事也。一劍之任，非將事也。”（《尉繚子·武議第八》）一席話顯示了吳起在戰場上鎮定冷靜、深明職守的大將風度。該書還記述吳起率兵與秦人作戰，兩軍還未正式交鋒時，便有一個士卒克制不住自己的殺敵衝動，不顧戰場紀律，殺向敵陣，斬獲兩個首級後返回。吳起聞訊後下令立刻斬殺這個士卒，軍士勸諫道：“此材士也，不可斬。”吳起斬釘截鐵地答道：“材士則是矣，非吾令也。”（同上）這則軼事展示了吳起的嚴明軍紀、治軍有方。
 
吳起曾對魏文侯說“魏國之寶”不在“山河之固”，而在君主之德。從吳起所闡述的“在德不在險”的思想（見《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可以看出他十分重視汲取歷史經驗教訓，強調君主是否有德將關乎國家的興亡，彰顯了他身為一位政治家的不凡見地。到了楚國之後，他被悼王任為楚相，“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鬥之士。要在強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對於吳起輔佐楚悼王所施行的變法內容，《史記·范雎蔡澤列傳》記述道：“吳起為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遊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楊越，北並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勵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吳起的變法成效卓著，但因損害了楚國舊貴族的利益而遭嫉恨，他們趁楚悼王去世時發動政變，竟將吳起殘忍射殺。
 
吳起撰述的《吳子》一書，又稱《吳起》、《吳子兵法》、《吳起兵法》。《漢書·藝文志著錄：“《吳起》四十八篇。”但《隋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卻均著錄：“《吳起兵法》一卷。”四庫館臣針對這種篇幅的巨大差異，解釋《漢書·藝文志》所說的“四十八篇”，“蓋亦如《孫武》之八十二篇，出於附益，非其本書，世不傳也”（《四庫全書總目·子部九》）。今本《吳子》當定型于北宋神宗元豐年間的《武經七書》，共六篇，卷數則有三卷、二卷、一卷之異。
 
關於此書的作者，明清以來有不少學者，如胡應麟、姚鼐、姚際恒、章太炎、梁啟超、郭沫若等，或認為是吳起的門人或幕僚筆錄而成，或認為是戰國時人掇拾成篇，或認為是後人偽託或雜抄成書（參讀本書附錄二以及李碩之、王式金的《吳子淺說》），總之認為今本《吳子》非吳起自著。關於此書的創作時間，則有戰國前期、西漢中葉、魏晉以後等不同說法。當今學者大都認為此書不偽，其作者就是吳起，今本書中雖有後人整理加工的痕跡，但卻基本反映了吳起所處戰國前期的戰爭特點，反映了吳起的軍事思想貢獻。
 
今本《吳子》基本上採用的是對話體的撰述方式，全書緊緊圍繞“內修文德，外治武備”八個字展開，既有思想深邃的“文德”主張，又有豐富多彩的“武備”理念；既有高瞻遠矚的戰略思考，又有靈活機動的戰術設計，在不少方面豐富、發展了《孫子兵法》的戰爭理論成果。概而言之，其思想主要體現為以下五個方面。
 
一是“內修文德”的治國理念。
 
在全書首篇《圖國第一》的第一節文字，吳起便拈出了統攝全書的核心觀點——“內修文德，外治武備”，精闢地闡釋了政治與軍事的緊密關係，認為要統籌處理好治國與治軍的相關事宜，既要修明政治，又要建好軍隊。吳起繼而以儒家思想為指導，提出了一系列治國理念。他指出君主應“先教百姓而親萬民”，“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要重視對百姓的禮義教化工作，珍惜他們的生命；教導君王要選賢使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使“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指出君主應效仿聖王，具備道、義、禮、仁“四德”，營建上下和諧的社會關係，認為“不和于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不和于陳，不可以進戰”，“先和而造大事”；認為君主應謙虛謹慎，不要唯我獨尊，這樣才能成就稱王稱霸的事業。吳起還以慎戰思想為前提，提出了“戰勝易，守勝難”的命題，認為戰勝敵人容易，鞏固勝利卻很難。若要鞏固勝利，不但需要強大的軍事實力，更需要強大的政治影響力。他強調了較之于加強武備，修明政治尤為不易，也尤為重要。
 
二是對戰爭起因的思考與對戰爭的分類。
 
吳起立足於春秋戰國時期的戰爭實際，前無古人地在《吳子·圖國第一》將戰爭的起因歸納為五種，即“爭名”、“爭利”、“積惡”、“內亂”、“因饑”。他能從人性爭名、爭利的欲望，從政治集團之間的矛盾關係，從國內政治、經濟發展的狀況，去探究各類戰爭爆發的根源。基於此，吳起還將戰爭的性質分為五類，即“義兵”、“強兵”、“剛兵”、“暴兵”、“逆兵”，並分別定義道：“禁暴救亂曰義，恃眾以伐曰強，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曰暴，國亂人疲、舉事動眾曰逆。”說明他對戰爭的正義與非正義的性質也有了初步揭示。吳起還給出了應對上述五類戰爭的方法，即“義必以禮服，強必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者將戰爭視為維護禮制的工具，吳起所謂“義兵”，以及“義必以禮服”的思想，顯示了他對儒家戰爭觀的某種認同。吳起的這些思考獲得當代學者的高度評價，如吳如嵩等在所著《中國軍事通史》第三卷戰國軍事史中，稱讚吳起“認識到應當實行有利國家、順乎民心的正義戰爭，反對違背人民意願和國家利益的非正義戰爭，這是難能可貴的。吳起在戰爭問題上的這一系列見解，不僅超出了前人，同時也超出了同時代的兵學家，從而有助於建立起更為完備、更為系統、更為深刻的軍事理論”。
 
三是“以治為勝”、“教戒為先”的治軍思想。
 
《吳子》一書闡述了極為豐富的治軍思想，內容涉及軍法、裝備、軍事訓練、軍人心理、作戰方法、宿營原則、戰馬馴養等諸多方面。其中最值得介紹的就是“以治為勝”與“教戒為先”。這兩條治軍原則均載于《吳子·治兵第三》。
 
吳起認為要建設好一支能打勝仗的軍隊，首先要遵循“以治為勝”的原則，並說軍隊是否具有戰鬥力，與人數多少沒有必然聯繫，指出：“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卻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陳，雖散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眾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認為只有嚴格治兵，嚴明法紀，士卒才會敬畏禮法，才會一切行動聽指揮，具有強大戰鬥力。吳起在這裡還提出了“父子之兵”的概念，認為只有將軍隊訓練成“父子之兵”，才能所向披靡，戰無不勝。
 
吳起非常重視軍事訓練，指出了“教戒為先”的治軍原則和一套行之有效的訓練方法：“故用兵之法，教戒為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教戒為先”，強調的是對士卒軍事技能的培訓。軍隊是由一個一個士卒組成的，要想建設一支強大的軍隊，必須不折不扣地貫徹“教戒為先”的治軍原則。吳起給出的訓練方法是從單兵訓練開始，繼而從“一”到“十”，再從“十”到“百”，如此不斷擴展，就可“教成三軍”，使全軍上下人人掌握軍事技能。
 
吳起在《吳子·論將第四》提出了“威耳”、“威目”、“威心”的“三威”論，要求將領嚴格訓練士卒，讓他們真正懂得各種鼙鼓金鐸、旌旗麾幟、法規條令的內涵，在感官與心理上產生“威耳”、“威目”、“威心”的效果，從而實現令行禁止、服從指揮的訓練目的。
 
吳起還非常重視對士卒的思想教育，重視激發士卒的士氣，在《吳子·勵士第六》提出了“三樂”說，即“夫發號布令而人樂聞，興師動眾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認為士卒在戰場上的“樂聞”、“樂戰”、“樂死”，才是君主所應依賴的關鍵所在。而要激發出士卒的“三樂”，是需要持續不斷的軍事思想教育才能奏效的。
 
四是“總文武”、“兼剛柔”的將帥論。
 
吳起的將帥論，集中體現在《吳子·論將第四》。該文一開篇就說：“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指出將領應該“總文武”、“兼剛柔”，不但要懂軍事，剛柔相濟，還要懂政治，有品德。孫武認為將帥要符合“智”、“信”、“仁”、“勇”、“嚴”的標準，對於其中的“勇”，凡人論將往往格外看重，而吳起卻匠心獨運地說：“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爾。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提醒將領不要為了顯示自己的勇敢而頭腦發熱，盲目決策。
 
除了“總文武”、“兼剛柔”的總體要求之外，吳起還對將帥提出了“五慎”、“將禮”的具體要求。所謂“五慎”，指的是“理”、“備”、“果”、“戒”、“約”，其內涵分別是：“理者，治眾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意即要求將領具備以下素養：高超的管理能力、保持對敵警惕、不能貪生怕死、勝利後也要心存戒備、制定的法令簡明扼要。所謂“將禮”，指的是“受命而不辭，敵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指出良將要堅定破敵使命，樹立正確榮辱觀，絕不在戰場上貪生怕死，畏懼逃避。
 
“四機”與“四德”，也是吳起將帥論的重要範疇。“四機”指的是“氣機”、
地機”、“事機”、“力機”，其內涵分別是“三軍之眾，百萬之師，張設輕眾，在於一人，是謂氣機。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機。善行間諜，輕兵往來，分散其眾，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車堅管轄，舟利櫓楫，士習戰陳，馬閑馳逐，是謂力機”，意即要求將領能夠鼓舞士氣，懂得軍事地理，善於使用間諜，會管理、訓練部隊。吳起說“知此四者，乃可為將”，強調“四機”是將帥的必備素質。至於“四德”，指的是“威”、“德”、“仁”、“勇”。將帥具備了“四德”，則“必足以率下安眾，怖敵決疑，施令而下不犯，所在寇不敢敵”。吳起高度肯定良將的價值道：“得之國強，去之國亡。”指出良將的存在與否，直接關係著國家的興衰存亡。
 
五是“審敵虛實”、“因形用權”的戰術指導思想。
 
吳子的戰術指導思想也極為豐富，其中最值得介紹的是“審敵虛實”論與“因形用權”論。《孫子兵法·謀攻篇》有“知彼知己者，百戰不殆”的千古名言，告誡用兵者一定要全面掌握敵我雙方的真實情況；《虛實篇》提出了“避實而擊虛”與敵眾我寡時“我專而敵分”的用兵原則。吳起將孫武的上述思想濃縮概括為凝練醒目的一句話——“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料敵第二》），認為要充分掌握敵我雙方的虛實強弱，尋找敵人的薄弱點並給予痛擊。這條用兵原則將孫武的“知彼知己”、“虛實”、“眾寡”、“專分”等軍事思想發展到了一個更高的境地，歷來被視為用兵者的箴言。
 
《孫子兵法·計篇》有言曰：“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吳子·論將第四》在此思想基礎上提出了“因形用權，則不勞而功舉”的命題，指出用兵者應根據戰場情況採取靈活機動的措施，達到“不勞而功舉”的作戰效果。《吳子·應變第五》在闡述如何針對不同敵情而採取相應戰術時，便具體貫徹了“因形用權”的作戰指導原則。
 
關於吳起的生平與思想，筆者另有專文《吳起師承問題考辨》（載《軍事歷史》二〇二一年第三期，見附錄三）、《千秋悵望說忍人——吳起“殺妻”、“出妻”兩說探微》（載《傳記文學》二○二一年第六期）等，在此不再贅述。
 
今本《吳子》版本眾多，現存最早的是南宋孝宗、光宗年間刻的《武經七書》本。此本堪稱後世《吳子》版本之源，現藏日本岩崎氏靜嘉堂。一九三五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採用中華學藝社借照膠片影印，收入《續古逸叢書》出版。該宋刊本之後，重要的《吳子》版本有施子美《吳子講義》本，劉寅《吳子直解》本，趙光裕《新鐫武經標題正義》本，吳勉學《二十子全書》本，歸有光《諸子匯涵》本，閔聲、閔暎張《兵垣四編》本，茅元儀《武備志》本，黃獻臣《武經開宗》本，朱墉《吳子匯解》本，丁洪章《吳子全解》本，黎利賓等《吳子匯解》本，《四庫全書》本，《平津館叢書》本，淩氏傳經堂本，《四部備要》本等。在《吳子》的整理注釋方面，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稱“唐陸希聲類次為之說”；據《隋書·經籍志》和《新唐書·藝文志》記載，東漢末年賈詡曾為《吳子》作注；又據鄭樵《通志·藝文略》，孫鎬亦曾為《吳子》作注。可惜他們的成果均已亡佚。現存重要的《吳子》古注有施子美的《吳子講義》、劉寅的《吳子直解》、趙光裕的《新鐫武經標題正義》、黃獻臣的《武經開宗》、朱墉的《吳子匯解》、丁洪章的《吳子全解》、黎利賓等的《吳子匯解》等。
 
本書原文以涵芬樓《續古逸叢書》影印宋刊《武經七書》本為底本，參校以《群書治要》本、《太平御覽》以及上引諸多版本，試圖為當代讀者提供一個精良可靠的《吳子》版本。除了展示筆者研讀《吳子》的淺見外，本書還吸納、採錄了較為豐富的古代研究成果。本人在編纂過程中雖竭力規避疏漏錯謬，但深知自己學養有限，失察之處在所難免，在此真誠期待廣大讀者賜教。
 
陳曦
 
二○二○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