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由誰定義？：撕下不正常標籤，走向包容神經多樣性的未來 (電子書)

推薦序 重新審視資本主義下所謂的「正常」 朱家安
推薦序 「異常」是人類多樣性的自然展現 郭詔今
各界推薦
前言 前往神經多樣性的未來
引言 神經多樣性使我得到自由

第1章 機器的崛起
健康就是和諧／身體是機械／資本主義的勝利／用來生產的身體

第2章 基準常態的發明
平均的理解力／大禁閉／基準常態與資本主義

第3章 高爾頓的典範
演化的階級排名／克雷佩林精神醫學的高爾頓化

第4章 優生學行動
納粹優生學／病理學典範

第5章 反精神醫學的迷思
佛洛伊德的勝利／薩茲談心理疾病的「迷思」／反精神醫學的政治／精神病院停業／薩茲和病理學典範

第6章 福特主義者的常態化
福特主義／行為主義者的常態化／福特主義製藥產業

第7章 高爾頓精神醫學的回歸
羅伯．斯比澤與第三版DSM／生物精神醫學的限制

第8章 後福特主義導致大規模失能
新的異化／神經多樣性障礙／新自由主義常態化

第9章 神經多樣性運動
障礙理論／多樣性／神經多樣性典範／神經多樣性馬克思主義

第10章 認知衝突
將障礙變成武器／開採式拋棄／神經多樣性的力量

第11章 常態過後
脫離常態

致謝
原書附註
參考書目


 

推薦序

重新審視資本主義下所謂的「正常」
朱家安（哲學作家）

　　這個世界是人類打造的，理論上很有彈性，只要我們人類願意，幾乎所有規則、觀念和器物都可以調整。不過，當我們習慣了現實，往往會忘記這種彈性的存在。當我們感覺難以融入，我們會先懷疑是自己有問題，不會去思考是不是世界需要改變，當我們發現別人表現違和，我們會先怪罪他沒有管好自己，不會去思考是不是社會沒有為了他調整。身為七年級生，我自己就經歷過好幾次「本來以為理所當然，後來發現並非如此」的轉變，在國中時，我認為臺灣人應該都是中國人、同性戀不自然。我相信並非所有七年級生都是如此，但我也相信，若我早一點意識到上述觀念，在理解這個社會的過程上，可以少走許多彎路。

　　即便人會把人造的現實當成理所當然，當時為什麼我是理所當然地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而非臺灣人？這顯然跟當時政府支持的政治意識形態有關。這個世界不但是人打造的，而且打造者往往有其意圖。這個發現在社群時代特別重要，當我們花大把時間在網路上生產內容、跟不認識的人吵架，真正賺到錢的其實是平台方，而且它們不會介意為了繼續販賣我們的注意力，使用各種心理學手段把你留在線上。

　　當初，我們是為了跟人連結而使用社群網站，後來，我們逐漸開始為了平台方的利益進行網路互動，並且被讚數、分享數和陌生人的意見左右自己的生活，這似乎本末倒置。不幸的是，在當前社會這類情況並不少見。理論上，自由市場會讓資源移動到對的地方，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滿足人類的需求，我們人類只要各自追逐自利，就能提升生活品質，產生多贏局面。但實際上，人們很快就發現，比起滿足其他人的需求，還不如替其他人製造需求。當奢侈品製造階級焦慮來賺錢、美容商品製造外貌焦慮來賺錢、社群平台促使你跟其他人打筆戰來賺錢，我們的生活品質是提升還是降低，開始變得不好說，我們追求的美好生活，多大程度真正是我們自己決定的，也開始變得不好說。

　　一開始我們為了過好生活而運行資本主義，但最後資本主義掌握了我們的生活，這些觀察可以整理成這三點：

　　1. 這世界的規則和器物不見得是為了你我的好處打造的。
　　2. 但我們往往不但不會反思和提防它們，反而容易將它們視為理所當然，並且為既有的秩序辯護。
　　3. 最後，這些秩序會改變我們的觀念，以及我們對美好生活的想像。

　　這類狀況鋪天蓋地，並且對它們的警覺不容易舉一反三，就算你對政治意識形態教育有警覺，也不見得對社群平台的注意力經濟有警覺，要了解我們在某面向受到操弄或剝削，往往需要人替你調整視野角度，讓你能看出某些機制正在社會上運作。《正常由誰定義？》為我們做的正是這樣的工作，這本書討論的並不是我們如何成為愛國者、美容產品使用者或對網路成癮的人，而是我們如何接受好幾套把人區分成正常人和不正常人的標準，以及這些標準如何讓某些人獲得好處、讓另一些人落入困境。

　　在世襲貴族社會，出生決定一切，在資本主義社會，人有機會依靠努力翻身，這依然讓能順利工作的人和無法這樣做的人分成不同階級。而且，人需要怎樣的能力才能夠順利工作，一部分取決於社會背景。有才華的職人在維多利亞時代能成為卓越的鐘錶匠，但到了二十一世紀，卻不見得能適應鐘錶零件工廠相對枯燥重複的流水線工作。資本主義社會依照人的工作能力將人分級，照作者的看法，這也帶來了相當嚴格的「常態心智」標準，許多人被列為非常態，並不是因為他真的無法順利融入群體生活，而是因為他無法適應資本主義底下特定的工作模式。常態和非常態心智的劃分，除了帶來族群區隔和污名化，也帶來精神醫學產業。這意味著，常態和非常態之間界線的移動，不但會影響被劃分的人，也會影響相關工作者。在這裡，我們再度看到資本主義如何反過來掌握人的生活。

　　《正常由誰定義？》值得一讀，因為作者以精神醫學和神經多樣性為例，說明資本主義如何影響人對世界的理解，這些影響的範圍包山包海，這讓作者的思路不僅可應用於書中討論的領域，也可應用於其他許多領域。讀者閱讀書中論點後，若對資本主義對價值觀的影響感興趣，可以繼續閱讀政治哲學家桑德爾（Michael Sandel）討論功績主義的經典著作《成功的反思》，若好奇資本主義除了精神狀態之外，還把哪些東西變成了疾病，可以閱讀女性主義哲學家曼恩（Kate Manne）討論肥胖標準與污名化的《懼胖社會》，若想要知道人在觀念上把其他人分成了不同族群之後，會發生哪些事情，則可以參考法哲學家納思邦（Martha Nussbaum）討論歧視與情緒的重要作品《從噁心到同理》。

「異常」是人類多樣性的自然展現
郭詔今 Kaitlyn Kuo
（美國加州臨床心理師、國際心理健康講師）

　　作為一位在美國加州執業的臨床心理師，我同時也是一位移民，這本《正常由誰定義？：撕下不正常標籤，走向包容神經多樣性的未來》深深觸動了我的心。身為一位移民心理師，我曾在自己的文化背景與臨床實務中，深刻感受到那種「被排擠」、「不被重視」、「不被視為正常」的隱性壓力；而在臨床工作中，也常看見自閉症、ADHD或其他神經多樣性者的掙扎：他們努力適應一個由「正常」主導的世界，卻往往被誤解、被忽視，甚至被貼上負面的標籤。

　　本書不僅挑戰了我們對「正常」的既定想像，更深刻反思了我們對「好」與「對」的定義。長久以來，許多心理學與醫學研究都以白人族群作為樣本，忽略了不同文化與背景的多樣性，甚至將差異視為「異常」。作者羅伯特．查普曼清楚地揭示了白人至上與優生學如何深植於資本主義體系，並透過科學與醫療機構延續了這種不平等的結構。這種洞悉讓人感到既震撼又真實，因為在臨床工作中，我經常看見許多移民者、少數族裔和神經多樣族群在醫療與教育體系中被偏頗的標準定義，進而遭到邊緣化。

　　閱讀本書的過程，對我而言有一種「被看見」與「被聽見」的感覺，也帶來了深刻的共鳴。作為一名提倡心理健康的心理師，我一直強調欣賞每一個不同神經運作模式的美麗與獨特性，而這本書提醒我們：「異常」並非缺陷，而是人類多樣性的自然展現。特別是書中從歷史、社會、經濟等多重角度分析「正常」與「異常」的建構過程，讓人不斷反思：我們是否也在無意間複製了那些壓迫與偏見？

　　當我想到那些努力在教育體制中生存的特殊孩子，那些在診間裡帶著焦慮的父母，那些為了適應社會而壓抑真實自我的年輕人，更讓我相信：這本書是他們以及我們所有專業人員都迫切需要的一本書。它不只是一個理論的挑戰，更是一個療癒的邀請。它邀請我們療癒那些被壓抑的多樣性，也療癒我們自己對「正常」的執念。

　　更重要的是，這本書讓我們看見，要真正解放神經多樣性，不只是醫療或教育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結構的問題。只有當我們勇於挑戰既有的「常態」，願意翻轉被少數人主導的「正常」定義，我們才能為每個人——不論是神經典型還是神經多樣性——爭取真正的自由。

　　臺灣這幾年開始推廣多元文化的議題，我也真心期待，這本書能成為我們對於神經多樣性、種族和各方面包容性的開啟，幫助我們打破偏見，促進更深入的理解與接納。

　　這本書讓我感到充滿希望。它提醒了我們每個人都有力量打破那些不公平的結構，讓更多神經多樣性者以及所有被壓迫的群體，能在這個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我真心期盼，這本書能成為臺灣讀者——無論是醫療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家長，或是關心心理健康的人——的一道光，引領我們擁抱多樣性，挑戰偏見，共同創造一個更公平、更有人味的社會。

引言

神經多樣性使我得到自由
　
　　打從我出生以來，我的生命就是由神經多樣性和經濟困難所組成的。我的第一段記憶是在一九九○年代初期的倫敦。我對我們家居住的社會住宅最鮮明的印象，就是酗酒父親的憤恨咆哮與怒火。另一個印象則是心神不寧的母親，她淚流滿面地向我道別，沒有說何時才會回來。儘管我也有一些比較快樂的回憶，但家庭生活很辛苦。由於我們一直以來都很貧困，也不屬於任何較大的社群，所以我對於改善家庭狀況不懷抱任何希望。

　　我對學校的印象則稍好一些，但操場的人大多都是不斷指指點點和嘲笑我的霸凌者。不只是因為我很窮，又穿著俗氣的二手衣物，也因為我性格怪異又不愛說話，尚未發展出避開霸凌者所需的流暢社交能力。我也因為持續不斷的感官處理問題，在學習上遇到許多困難。我對課堂的主要記憶是為了聽清楚老師的聲音而奮力面對感官的過度轟炸。就算我付出了這麼多努力，卻仍然連最基本的日常事務都無法掌控。學校老師很快就認定我只是個不聰明的懶惰鬼。隨著時間流逝，他們不再試著幫助我，而我也吸收了他們對我的負面印象。

　　我在許久之後才知道這些問題的醫學名稱，更重要的是，我不是唯一遇到這些問題的人。舉例來說，我過去在家庭成員身上看到的成癮症狀和憂鬱情緒，其實是相對常見的心理健康問題。我也意識到我在感官處理和社交理解方面的問題和自閉症有關，美國的自閉症在一九九八至二○一八年期間增加了七八七％。我同樣注意到，我在人生早期的心理創傷經歷，往往會導致一般人所謂的「複雜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Complex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簡稱CPTSD）。總體來說，我發現美國人民在過去幾十年來，有關焦慮症與憂鬱症的經歷正持續不斷增加。經濟弱勢階級和邊緣群體遇到這些問題的風險比其他人高很多。這些知識在後來幫助我逐漸認識到，我的問題其實並不只是我個人的問題，我經歷的是更加社會系統性的問題，這些問題也以相似的方式影響了很多人。

　　如今回想起來，這些經歷都幫助我更加理解神經多樣性，但幼年時期與青少年時期的我對此一無所知。我很清楚社會大眾覺得我和「正常人」不一樣。但我因為太過羞愧而不敢去研究這種不一樣是什麼，也不敢思考這種不一樣或許不是件壞事。我當時的經歷充滿了混亂、焦慮和絕望的感受。後來我被困在貧窮階級，和自我疏離，也和周遭的世界疏離，使我的心理健康狀態惡化得更糟。除了持續的焦慮感和絕望感之外，我還罹患了飲食失調，出現侵入性思維（intrusive thoughts），最後開始想著要自殺。人生糟糕到我再也無法承受，似乎沒有其他能逃脫的方法了。

　　生命往往會在跌到谷底時開始往好的方向發展。而我的谷底是二○○五年，當時我十五歲。那時我已經離開學校，露宿街頭一段時間了。我放棄了這個令我失望的世界後，一開始決定要開創出屬於自己的道路，而我最主要的方式是為當地毒販銷售大麻。然而，無家可歸是一件非常艱難、危險又孤獨的事。等到氣溫下降到可能會下雪時，我終於意識到我是沒辦法生存下去的。我沒有其他地方可去，覺得自己被徹底擊潰，最後在某個寒冷的冬天早上前往當地政府的議會辦公室求助。我解釋了自己的處境，詢問他們能否提供幫助。他們和社會工作團隊召開緊急會議，決定要立刻讓我使用寄養服務。他們很快就在一個小鄉村找到了能收養我的家庭，距離我曾去過最遠的地方好幾英里。

　　一切就此開始改變。首先，我被送進了一棟美麗的古老鄉間別墅，那棟房子看起來就像是來自童話故事。接著，我的新家人、一隻白貓和一隻黑狗全都熱烈歡迎我的到來。我在這樣的背景下，第一次體會到單純的鼓勵、愛與支持。雖然這種轉變對我來說並不容易，而我的身心障礙和創傷仍帶來許多問題，但我很快就成了這個家的一份子。

　　打從這時候開始，舊的可能性逐漸消失，嶄新的道路在我眼前鋪展開來。這裡的學校功課很少，小村莊也沒有太多事好做，我如饑似渴地開始閱讀，也開始考慮未來有哪些選擇。這是我第一次考慮要不要念大學，我很訝異地發現，在中產階級的家庭中，念大學似乎是件很普通的事。我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接觸了各種學科，並因為這個世界的混沌與雜亂無章而受到哲學的吸引。我希望在分析了各種概念和社會理論後，能比較容易理解這個怪異又混沌的世界，更懂得如何生存。我想理解生命以及我所遇到的所有問題，如此一來，我才能學著過上比我父母更好的生活。

　　不過，我最後又多花了七年，才找到我在尋找的答案。這時的我一邊研究哲學，一邊在工廠值夜班，當時已經得到了我等待已久的自閉症診斷。值得慶幸的是，我截至此刻學到的許多事物，確實幫助我理解了過去的部分經歷。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Karl Marx）和後來的批判理論傳統思想，我藉此更加理解英國階級制度內和更全面的資本主義下出現的經濟支配地位，之後我們會再回過頭來討論這部分。我還閱讀了很多心理健康的理論、科學和政治討論，試著理解我過去遇到的各種痛苦經歷。然而，雖然這些內容在一定程度上幫助了我，但沒有任何論述能完全符合我出生以來，經歷的各種複雜又混亂的無行為能力徵狀，而正是這些徵狀建構了我的人生。

　　雖然自閉症診斷對我很有幫助，但也有許多關於診斷的內容使我憂心。依據主流醫學論述，我因為罹患了自閉症，所以是個悲慘、破碎、需要被修復的人。這種論述強化了我在就學後不斷接收到的訊息，也就是我這個人天生就出了問題。另一方面，在反精神醫學（antipsychiatry）的傳統思想中，針對精神病診斷較常見的批判則指出：自閉症與憂鬱症這一類的症狀只是虛幻的「標籤」，而不是真正的醫學疾病。對他們來說，像我這樣的人並不是真的失去了部分行為能力，只是遇到了很普通的日常問題罷了。這兩種觀點互相對立，其中一項讓人對無行為能力感到羞愧，另一項則否認了無行為能力的存在，兩者都無法提供幫助。這就是為什麼我會注意到神經多樣性運動，神經多樣性提供了截然不同的分析方式，使我獲得自由。我正是因此才會開始撰寫這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