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英語的主流社會學界其實不乏「戰爭社會學」或「軍事社會學」的傳統，例如國際社會學會便有「Armed Forces and Conflict Resolution」的研究委員會（Research Committee），而美國社會學會也有「Peace, War and Social Conflict」的研究分支（section）。就像社會學中大部分的次領域一樣，「戰爭社會學」與「軍事社會學」這樣的次領域，主要關注的是戰爭與軍事本身，而他們所做的研究，不外乎是採用社會學的理論、概念與研究方法，分析戰爭、和平、衝突、以及與軍事相關現象與課題。

然而，與前述「戰爭社會學」或「軍事社會學」的傳統有所不同的是，本書所關注的，與其說是戰爭與軍事本身，毋寧說是嘗試將戰爭納入社會學的整體思考中，除了「將戰爭問題化」之外，更企圖探討戰爭與其他社會現象（例如宏觀層次的歷史社會變遷、人口遷徙流動、政治治理、以及微觀層次的個人生命經驗、記憶與創傷等）之間的關聯──一言以蔽之，即戰爭的非軍事面向（non-military dimensions of war）。從這個意義上說，本書的關懷，和歷史社會學中所謂「新韋伯學派」較為接近，但企圖更為寬廣一些。簡單地說，所謂「新韋伯學派」，是把權力、暴力與衝突帶回被帕森思所「結構功能化」的韋伯理論中，探討暴力與衝突在大規模歷史社會變遷中所扮演的角色。代表性的學者，如Theda Skocpol（1979），Charles Tilly（1985, 1992），Michael Mann（1986, 1988），Anthony Giddens（1985）等人，都曾在他們的歷史研究或理論著作中將戰爭納入分析。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研究把戰爭與暴力納入視野，尤其在911恐怖攻擊事件之後，對戰爭與暴力的關注明顯增加，而探究的主題，除了國家形成與國族建構等典型議題外，還包括了將平民納入戰爭體系的動員過程、敵我關係的建構與處置、以及戰爭中的意義追尋、認同與記憶的建構等議題；重新將戰爭帶入理論思考與模型建構，也成為新的趨勢（Kestnbaum 2005, 2009, Joas 2003, Malešević 2010, Joas and Knöbl 2013, Wimmer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