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述背景下，這本書可以說是台灣社會學界（或廣義的社會科學界）嘗試將戰爭主題化（thematize）與理論化的集體努力。它並非只是一般的「會議論文集」，而是具有清楚而強烈的研究議程設定（research-agenda setting）的意圖。雖然限於時間與人力，我們無法窮盡所有與戰爭相關的可能議題，但以目前的論文組成來說，已經相當完整地涵蓋了在台灣從事戰爭與社會的研究時，應該碰觸到的層次、面向與議題。而這樣的研究議程，也反映在本書的章節安排上。

這本書呼籲「把戰爭帶回來」，意思當然不是要重啟戰端、也不是要宣揚什麼尚武精神或軍國主義。這句話的靈感來自1985年出版的《把國家帶回來》（Evans, Rueschemeyer and Skocpol 1985）一書。在這本具有重要里程碑意義的社會學文集導論中，編者之一的Theda Skocpol呼籲把長期受到社會學與政治學者忽略的「國家」帶回社會科學的分析，進而提出「國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的概念（Skocpol 1985）。同樣地，把戰爭帶回來，意思是把戰爭重新帶入我們的研究視野，當成一個理解現代社會的重要線索來看待。這條線索，可以追溯到克勞塞維茲的經典命題，也就是戰爭與政治之間的關係。在其經典名著《戰爭論》中，克勞塞維茲提出了如今廣為人知的命題：「戰爭無非是政治以其他手段的延續」（Clausewitz 1976: 87）。這個命題長久以來影響人們對戰爭的思考：戰爭只是一種手段、一個政策工具，政治才是最後的目的。或許是因為如此，戰爭一直被視為是個暫時的過度階段，而不是恆常狀態。然而，一個多世紀之後，傅柯將克勞塞維茲的命題做了一百八十度的翻轉，為戰爭與政治的關係開啟了新的詮釋空間。傅柯宣稱：「政治乃戰爭以其他手段的延續」（Foucault 2003: 48）。這個翻轉命題並非只是玩弄花俏的概念修辭或語言遊戲，而是富有深刻的寓意與洞見。傅柯的這番話隱含著「對內」與「對外」兩層解讀的意義，而這兩層意義，都牽涉到現代政治的核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