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從前靠的是行政命令，媒體配合報導，政令宣傳都以新聞的面貌出現。現在靠的是市場：媒體需要賺錢，政府就用納稅人的錢去買報紙版面或電視時段，於是政令宣傳再度以新聞的面貌出現。這就叫「置入性行銷」。民主是競爭的，但是誰執政，誰就花得起錢，購買媒體，購買知名度，購買政治資本。在野的反對者沒這個優勢，是活該。而在野反對者一旦得權，馬上占盡資源。累積政治資本的錢，全是納稅公民的，而媒體，與他共謀。
 
我看不出這種公器的私用、這種權力對人的操弄，和從前的威權政治有什麼本質的差別。
 
知識分子、新聞記者、進步的大學生，在威權時代，對政府的壟斷和操縱曾經前仆後繼地批判、反抗，在今天，知識分子和記者卻成為政治人物的事業合夥人，進步大學生成為競選團隊。還不提財團與政權之間，綿密的曖昧互利。
 
這些都沒錯，因為在民主結構裡，知識分子、新聞記者、大學生、財團，都有自由的公民權利。可是，問題是，今天的新瓶裝了昨天的餿酒，那麼誰是新時代的反對者呢？
 
從威權到民主，不是從奴役到自由嗎？或者認為「奴役的反面是自由」，根本就是一個錯誤的認知？（不要告訴我，你八歲就知道了這個道理。）
 
文學、知識和語言的敵人
 
著名的捷克作家克里瑪  3在十歲那一年就跟著父母住進了集中營，在死亡的陰影、恐怖的環境裡成長。解放的那一天，監獄的柵欄被拆除，蘇聯紅軍和史達林的巨幅相片在他眼前出現，對劫後倖存的他，這代表了「善的力量」，即使在同一瞬間，他看見一個德國平民被槍殺，看見一個囚犯撲向一包地上的香菸而被坦克車輾過。被幸福感所充滿，他告訴自己，「我自由了。」（你又怎麼理解「自由」呢？沒有經過不自由的人，能不能理解自由？你認為自己自由嗎？你怎麼理解以薩‧柏林4所說的消極和積極自由之間的差別？這個問題和你的個人生活有沒有關聯？抽象觀念和你的具體生命，有沒有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