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到這裡，我把書闔上，暫且不看克里瑪怎麼對付這個問題，倒是先自問：二十年前寫「野火」時，我知不知道「我們在失去什麼」？我知不知道，我所追求的自由，會邀來另一種敵人，一種以庸俗淺薄為時尚、以「絕對娛樂」為目的、以行銷消費為最高指導原則的生活哲學？我是否知道，政治人物可能變成沒有靈魂而機關算盡的豪賭客，政治可能變成純粹的商品推銷術，政治理念可能被抽空，轉為權力鬥爭技巧學，知識分子，可能爭相以虛無為高尚，而群眾，可能比從前更不寬容。我是否知道，新聞學的種種崇高理想可能變成一種令人難堪的諷刺，擺脫了威權之後，電視由虛假和童騃式的愚蠢統治？寫「野火」時，我是否知道，二十年後的大學生可能不再有「幼稚園大學」的天真幼稚，反倒是理直氣壯地嘲笑深刻、拒絕思想？（七○年代的大學生會把羅素、尼采的書夾在腋下走路，假裝「深刻」。二十一世紀的大學生，「假裝」什麼？人們又是否誇大了新一代的「虛無」和「草莓」傾向？在這裡，我們可以討論所謂「後現代」和所謂「現代」的語意錯綜嗎？）
 
我得誠實地說，不，我沒有料到。事實上，不能呼吸、渴望空氣的人，你不能跟他說：「那空氣充滿雜質，是敗壞的，所以留在屋裡吧。」你就是不能這麼說。
 
用卡夫卡來回答
 
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卡夫卡在日記裡寫下一行字：「德國對俄國宣戰。─下午游泳。」（九一一那天的日記，我寫的是：「飛機撞世貿大樓爆炸起火，大樓崩塌像電腦遊戲。」你的呢？）
 
卡夫卡是一個徹底的私我個人，不是社會人或行動公民。國家層次的驚濤駭浪，和他下午要去游泳比例並重；要死好幾百萬人、千萬人的大浩劫和他小小的舒懶閒情，等量齊觀。有誰比他更自我、更虛無嗎？
 
可是他寫出了《審判》、《在流放地》這樣的書。這些書裡頭人性的異化程度，每一行都像滴著鮮血的預言，預言十五年以後才會發生的人類的大劫難。
 
克里瑪用卡夫卡來回答羅斯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