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絕對沒有料到自己有朝一日會在中國生活和工作。二○○三年，《華爾街日報》將我派駐到大中華區。當時一胎化政策已經實施了二十多年，卻並非如外界想像的那樣鐵板一塊。長久下來，逐漸有例外產生。農民、藏人、漁民或礦工都可以生不只一個孩子。殘疾人士或願意繳超生罰款的人也可以，罰款金額多寡不一，從象徵性地收取小額到漫天要價都有，取決於付款者住在什麼地方、認識什麼樣的人。有了這種種例外，一胎化政策應該要更貼切地稱為「一胎半政策」才對，但是沒有人要用這種難聽的叫法。中國人最常用「計劃生育」這個術語來指稱一胎化政策，而不會直呼其名。
 
交涉與通融在中國是一種生活方式，也有人說是一種藝術。在這個人口眾多、資源貧乏、規定嚴苛卻執行標準不一的地方，「想辦法」是人的第二天性。所以，如果你在中國生活，就必須很快習慣手腳並用地講價、插隊、亂開車，這些都是「想辦法」這個風俗的一部分。許多中國人想辦法，想出了各種極具創意的方式來規避一胎化政策—專為生雙胞胎或三胞胎設計的不孕療程、生育旅遊、假結婚、賄賂。我有一些中國朋友生了幾個孩子，但通常不超過兩個。我在一座二線城市遇見一名女性，她有六個子女，全部生於政策執行期間。（如果遵照可怕的家族傳統，她會把第一個孩子丟進沸水中殺死。）
 
一胎化政策實施二十年後，專家估計只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人口面臨嚴厲的一胎限制 ，中國人也愈來愈負擔得起生育第二胎或第三胎的罰款。我的同事，聲譽卓著的中國觀察家張彤禾（Leslie Chang）曾寫過，到了二○一三年，中國的一胎化政策「愈來愈無足輕重」了。
 
我歷經了一場地震，一次流產，和一段見證數千名嬰兒誕生的旅程才完全領悟到，中國的人口控制，影響所及遠超出其國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