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世界更需要中國，還是中國更需要世界？」這是一個無解卻又時常被提及的問題，在這一糾結的背後，體現出了西方世界及周遭各國對中國崛起的複雜心態。

在這十年裡，中國經濟總量超越了日本，製造業規模超過了美國，汽車產銷量在二○○九年的趕超更是在底特律引起了巨大的心理震撼。中國成了網際網路普及度最高的國家，每一個到中國旅遊的歐洲人都對４Ｇ網速羨慕不已。幾乎把巴黎拉法葉百貨（Galeries Lafayette）擠爆的中國遊客，讓法國人又愛又恨，甚至連中國大媽們對黃金的熱愛，都構成了期貨市場的一個非常規性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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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時四十年的中國改革史上，我們發現，所有的重大變革主要是由兩個因素造成的。

其一是制度的創新與勇氣，如二十世紀七○年代末的農村改革、九○年代末的外向型經濟和城市化運動，以及數十年間一直處於徘徊探索中的國有企業改革和金融改革，都展現出中國式制度創新的獨特性和複雜性。其二是技術帶來的破壁效應，它繞過了既有的政策和管制壁壘，從而在一個類似固化的產業裡別開生面，譬如微博、微信對公共輿論和思想市場的促進，以及電子商務對製造、流通和金融業的再造。

這兩種因素中，前者是可逆的，後者則絕不可逆。在某些領域，它們同時發揮作用，例如在金融領域中，既發生了網際網路金融、行動支付和大數據革命對傳統銀行及證券產業的顛覆，政府同時也打開了民資進入銀行業的準入門檻，出現了共和國歷史上的第一批民營銀行。速度可以掩蓋很多的矛盾，其中有一部分可以透過發展的方式衝關過去，可是也有相當的一部分─尤其是制度建構層面的─卻始終無法繞過去，你不得不勇敢面對。

在這一漸進式的中國變革之路上，我們看到了一系列的戰略性矛盾，它們有的從改革開放第一天起便已存在，有的則是近十年來出現的新景象。

經濟成長方式的徬徨：在二○○八年的全球經濟危機中，中國快速推出四兆元振興計畫，在各國經濟體中率先衝出衰退的低谷，而同時也固化了靠投資來振興經濟的路徑依賴，它在日後引起極大的爭議。在這十年裡，產業轉型升級的壓力一直難以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