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之手與市場之手的博弈：中央集權制的治理模式是最富中國特色的制度架構，幾乎所有關於市場化的爭論均與此有關。清華大學錢穎一教授曾經一言以蔽之曰，四十年中國改革無非兩個主題：開放與放開。在二○一三年召開的中共第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新一屆領導人提出「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不過其進程及成效卻比想像中的要艱難得多。在二○一七年十月的中共十九大上，決策者再次表達了市場化改革的決心。

製造能力與消費升級之間的衝突：中國的製造產業長期依賴於成本優勢，並形成「價廉物美」的固有模式。近十年間，中產階級的消費能力井噴是一個讓人措手不及的現象，它對供給方造成了巨大的錯配性壓迫，轉型升級的效率和代價決定了中國產業變革的未來。

中國崛起與世界經濟新秩序的調適：在過去的十年裡，中國改變了堅持三十年的「韜光養晦」戰略，表現出參與國際事務的極大熱情。尤其是「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向世界展示了中國在經濟能力輸出上的雄心。而與此同時出現的是，反全球化的趨勢以及列國對中國資本的羨慕與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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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國家的成長高度，當然不是由摩天大樓決定的，它取決於全體國民的現代性。與高樓、高鐵和奢侈品相比，中國近十年的變化，更多體現在階級豐富化和價值觀的演變上。

出生於二十世紀五○年代到七○年代的中國人，無疑是過往四十年改革開放最大的獲益族群，他們經歷了野蠻生長的財富大爆炸，當今中國的幾乎所有商業場景和價值觀模型，都來自他們的創造。相映成趣的是，他們的子弟是另外一類「中國人」。

受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中國的「八○後」一代比「七○後」少了五百萬人，「九○後」比「八○後」少了三千一百萬人，「○○後」又比「九○後」少了四千一百萬人。身為特殊時代的出生者，「八○後」和「九○後」既是獨生子女的一代，更是第一批中產階級家庭的子弟，以及在少年時期就上網的網際網路原住民。在本書所描述的十年中，正是「八○後」和「九○後」進入職場和開始創業，並試圖主導公共社會的微妙時期，世代衝突比人們想像的更富戲劇性和突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