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布赫迪厄從其研究生涯之初就採取的那種「險棋」姿態，將是我以下第一個議題。他最初發表的一些論文往往流露著諷刺挖苦的論調，偶而還大開知識分子智力貧弱的玩笑，嘲弄他們自以為在社會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錯覺：無論是一九六七年發表於以英語系讀者為對象的〈社會研究〉（Social Research）中的文章，描寫一群醉心於主體（sujet）在哲學研究中的滅絕與再生的學術團體。或是一九七五年時，在〈社會科學研究學報〉（Acte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中，毫不留情地連續砲轟其死對頭、一群阿圖塞的跟隨者。布赫迪厄他獨自一人、或是與他人聯袂，總之，從來就不在乎學術界的禮數。他向來喜歡抱持一種壞男孩（bad boy）的態度，不屑於流水帳輸出，回頭來，卻又因為主流理論紙老虎般的處境而哀嚎痛哭。在他坦承生平經歷的描述中，布赫迪厄嚴正表達了對於某些巴黎前衛知識分子之獨有行徑由衷地反感、甚至是倒胃：他毫不遮掩地指出「時下曾拜倒於薩德（Marquis de Sade）的跟前，並對巴代耶（Bataille）和克洛索斯基（Klossowski）等人掀起的性伎倆大嘆觀止，都（使之）噁心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