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評論家很少注意到，特別是晚年時期的布赫迪厄，其「生成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e génétique）最突出的特徵，在於能夠頑強地抵抗當年諸如讓客體重新歸位（relocalisation des objets）、語言學轉向（linguistic turn）、實用主義等主張，以及，簡言之，也在於能夠反對種種新發明，或拒絕去拆除那些被籠統稱之為偉大範例者。面對著整體性理論垂垂欲倒的姿態，布赫迪厄提供另一安心保險的出路，否則也著實便利通順。自從一九七九年《區判》（La Distinction）一書付梓後，即他聲譽如日中天時，他始終意念堅定地去創製一套愈來愈與眾不同的體系。該體系並不追隨當時的主流議題，也就是，不去唱和那些由於整合模型（modèles intégrateurs）日漸衰落而引發的主題，也不追隨自社會之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é du social）的一般基模（schèmes généraux）而衍生出來的題材。因此，與二十世紀末最後二十多年間，大多已改頭換面的社會科學作風相較，晚期布赫迪厄的主張總是反潮流的：〈年鑑學刊〉（Les Annales）的批風已開始轉向，並自一九八九年某一具宣言性質的刊號啟航，但他則敬而遠之；對於科學研究（sciences studies）的諫言，其批評毫不留情；針對四處嶄露頭角的新實用主義（néo-pragmatisme）、其中部分見解乃由主張相左的門生所挑起，他也反唇相譏。他在法蘭西公學苑的最後一門課程，後來二○○一年彙整以《科學的科學知識與反思》（Science de la science et réflexivité）為題而出版，就是最佳例證：在該書中，他向彌爾頓（Merton）與波普（Popper）致敬，藉此與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以及其他科學研究的大將相爭鋒。我們一眼即可認出布赫迪厄立說中與時代潮流大唱反調的才華，故又為其強而有力的理論建構增添一股不願隨波逐流的氣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