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核心在於緬甸政府仍未能控制國土全境，社會對於誰是自己人、誰不是自己人未有共識。這兩者都是殖民統治遺留的問題。一九四八年，英國人留下一個公權力不彰的國家，英國人離開才幾個月，這個國家就打起內戰。和平進程一開始很順利，但針對如何將國家緊密結合在一塊，未有真正長遠的策略。對中央掌權者來說，老辦法很簡單，就是在戰場上打敗敵人。但這條打造國家之路—用武力解決—既不受歡迎，也大概不可行。就在更開放、更民主的政治體制努力站穩腳跟時，與認同歸屬密切相關的問題漸漸成為必須解決的難題。這絕非出於巧合。在沒有其他意識形態或行動目標的情況下，誰都看得出，以身分認同為基礎的動員是在政治上取得上風的有效辦法。搗亂者看出挑動民族對立對己有利。但更重要的，這裡不存在將緬甸打造為真正多民族、多文化之地的願景。
 
在未能有如此願景的地方，恐懼與不容異己的心態很容易挑起。幾代以來，中小學或大學裡，除了教民族主義神話，未教歷史。孤立滋長了不安全感。緬甸各政治立場的人，都不認為民族、族群特性、身分認同有時可以改變、有時會演變、有時係條件性而非本質性的存在。從某個方面來說，和平進程只加固了一個看法：其他任何事物都必須以固定不變的民族為中心來建構。國際顧問未費心提出更有用的作法。
 
二○一三年，一再有人以樂觀口吻談到緬甸的「轉變」。當時，這個國家的確正快速改變，但未必朝和平或民主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