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在2016年當選後不久，由於已開發國家的民粹主義氛圍變得愈來愈顯而易見，我展開一份名為「民粹主義現象」（Populism: The Phenomenon）的研究。那一份研究讓我注意到，貧富與價值觀差距曾在1930年代引發和當前非常類似的嚴重社會及政治衝突。我也透過這份研究發現，左派民粹主義者及右派民粹主義者如何與為何變得更加民族主義、更軍國主義、更保護主義與更針鋒相對；我從中了解到這類處事方法會招致什麼樣的結果。這份研究讓我體察到，經濟／政治左派與右派份子之間的衝突有可能變得非常激烈，並對經濟體系、市場、財富和勢力造成巨大的衝擊，而這份體悟也讓我更了解當時乃至今日的種種事件發展。
 
■透過這些研究的進行，配合對周遭無數事態的觀察，我發現美國民眾之間的經濟狀況已有極大的落差，如果只看經濟平均值，根本無從得知這些鴻溝的存在。於是，我將經濟體系劃分為五等分－－先是觀察頂層20%的所得者、接下來是其次的20%所得者等，依此類推，直至底層20%所得者的情況－並個別深入檢視這些人口的狀況。這催生了兩份研究，我透過〈我國最大的經濟、社會及政治議題：雙經濟體－－頂層40%與底層60%〉（Our Biggest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Issue: The Two Economies—The Top 40% and the Bottom 60%）研究，發現「富人」和「窮人」的景況已有巨大差異，這個發現幫助我理解兩極化與民粹主義（當時我認為者兩個現象正日益嚴重）為何會愈來愈嚴重。那些研究結果以及我和內人透過她在康乃迪克州的社區與當地學校的慈善工作所密切接觸到的現實面財富與機會鴻溝，又促使我進行第二份研究，我稱之為〈為何資本主義需要改革？如何改革資本主義？〉（Why and How Capitalism Needs to Be Reformed）研究。
 
■　與此同時，透過多年來在其他國家從事國際投資業務的經驗以及我對其他國家的研究，我發現，全球經濟與地緣政治情勢正發生巨大的變遷，尤其是中國。過去三十七年來，我經常造訪中國，而且我很幸運地相當熟知中國最高政策制訂者的思維。這些直接的接觸讓我得以近距離體會他們採取各種行動的背景理由，而那些行動也確實創造了驚人的進步。這些人與他們採用的方法，確實已帶領中國成為美國在生產、貿易、技術、地緣政治與世界資本市場等方面的強大競爭者，所以，我們必須屏棄偏見，以中性的立場來檢視並理解他們如何實現這些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