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大人遠遠甩在過去的時間裡。這時，罹患阿茲海默症兩年的阿嬤正試圖掌握新的語言，掌握自己，拿回主控權。同時家人判定阿嬤不能好好照顧自己，請來了印尼籍的看護安妮。他們告訴阿嬤，安妮是來幫忙打理家務的。安妮會說中文，中文包覆在她的國語與（對我陌生的）方言裡，表面彎彎曲曲，像黃綠色的熱帶水果漂在水面上，像甘美朗演奏〈茉莉花〉。來台不久安妮還不會台語。她接下阿嬤在家裡的工作：上市場買菜、準備三餐；也包下先前阿嬤不用做的事：打掃透天厝裡外，看護她所被託付的老人（阿嬤本人）。當阿嬤說話行動靈便時，她是秘書、學徒、華生或桑丘－－規畫行程與備忘、上市場下廚房、蒐集某個不存在的「小偷」的線索、對抗冰箱櫥櫃廁所無預警的造反。安妮的身分在阿嬤復發時收攏回一名印尼籍看護，她是影子似的輔具支撐阿嬤，是懷抱耶穌的聖母；安妮是一名好丈夫，與她共享一間臥室。
 
阿嬤試圖運用吃力又困難的新工具表達自己。她說台語，像我們在陌生的國度開口說外語：尷尬、詞不達意、面紅耳赤。初抵外國，語言表達的失能，不僅使別人誤解我們，更反過來改變我們的性格，有一陣子我們任它擺佈，語言像手捏著黏土任意地揉塑思考的形狀。阿嬤感到無力時（伴隨連續數日的嗜睡），就開始大肆攻擊安妮不標準的中文，呼嚕呼嚕聽攏無。（遇到更嚴重的指控，安妮百口莫辯，在「另一種語言」中，保持沉默。）阿嬤不信任安妮，雖然姑且與她「共事」（安妮仍是秘書、學徒、華生或桑丘），卻也時時刻刻「監視」她，當心中的小偷、害蟲和安妮的形象重疊在一起，阿嬤自雇為安妮的「看護」。
 
家裡的人也不信任安妮。這部分我所知甚少，因為我從來不在家人的「討論群組」。他們不知道從小我就是竊聽專家，不特意也會（職業病地）蒐集資訊拼湊故事。線索都在席間的隻字片語、逸散門邊的悄悄話；他們說安妮並不如以為的那麼沉默。這些討論以台語進行，仍然，這是同盟的語言……是嗎？我懷疑。
 
但各種說法並沒有停止，一年之後，沒大我幾歲的安妮被辭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