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切爾的評論預示了照片在今日的用途。至於植物插畫，作為一種科學證據，它必須奠基於客觀的個人觀察，精準呈現出樣本的外觀。在希荷尼穆斯．博克（Hieronymus Bock）的《德國植物與常見命名法》（De stirpium, 1552）中，有一幅叫作「水堅果」（Wassernuß）的木刻版畫，是一個富有想像力的綜合體，與任何已知植物都不相符。儘管畫中那顆分離的果實看起來就是菱角，這幅插畫和圖說都無法讓不熟悉菱角的讀者辨認出這種植物。同樣地，在閱讀蘇格蘭外科醫師兼植物學家威廉．羅克斯堡（William Roxburgh）的《科羅曼德海岸植物》（Plants of the Coast of Coromandel, 1819）時，除非是專業的植物學家，否則讀者必須端詳插圖才能明白作者對菱角的敘述：
 
「葉子具葉柄，簇生於莖端，呈腎臟般的菱形，下半部平整，上半部有鋸齒。葉面光滑，呈深綠色，背面有絨毛，呈紫色；寬度是三至四英寸，長度通常短於葉寬。具絨毛的葉柄會隨著葉齡增加而變長，靠近頂端的部分最為膨大，因為這裡有許多氣囊，為整株植物提供浮力。」
 
 
植物插畫如同其參考的標本，往往不會是個純然的物件，可能揭露出錯綜複雜的社交關係、贊助和權力模式。如同其他藝術家和科學家，植物插畫的繪師和生態學家往往仰賴著政府、貴族或商業機構的資助。在一八三○年代，植物學家約翰．林德利（John Lindley）在出版弗朗茲．鮑爾（Franz Bauer）的蘭花插畫時，引起了讀者對此類議題的關注：
 
「透過能傳達原作之美的版畫，將所有如此輝煌的藝術作品都公諸於世，是慷慨的君主和開明政府值得追求的目標；對民間人士而言，高昂的費用必然會成為無法跨越的障礙。像我這樣卑微的小老百姓，至多僅能選擇那些最能表現植物形態的作品來出版。但即使如此，由於這類事業極少受到支持，我不得不耗費多年為之。」
 
鮑爾在十八世紀晚期從奧匈帝國來到英國，自那時起便一直受到約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的資助，他是打造英國皇家植物園（別名邱園）的幕後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