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我與先生東尼開車帶著朱海倫,到紐約上州她前夫朱沅芷的長眠之地──魏斯且斯特公墓去探訪。秋風肅冷,紅葉落盡,沿路枝枒突兀的群樹、在灑滿微陽的晴空裡勾勒出一幅幅形狀各異的荒涼剪影。撰寫《華裔畫傑朱沅芷》整整七年,現在即將隨著公墓一行畫上句點,我心裡交織著好多複雜的情緒。
開進公墓大門,遠處看來整理地乾乾淨淨,綿延無盡的大片草坪,其實都密密埋著成千上萬的屍骨。墓地分為好幾區,每區的草坪上平平排列一塊塊鐫刻著死者名字與生平年份的石板,有的石板因埋得太深,被枯葉整個遮蓋住,我們因此不知踏過多少陌生的墳頭,才搜尋到朱沅芷的墓。
等將落葉理淨,獻上沅芷喜愛的黃色雛菊,海倫已激動得淚流滿面──回首從前,她對逝者想必有太多的感激、愛戀,和無可避免的失望和憐憫吧!而我,想一想,為沅芷作傳,他豐富而苦難的生命長久以來曾日日夜夜占據著我的思緒──我仰慕他的縱橫才藝,為他在時代潮流中奮力爭游而心生感動,於他的痛苦與失落之際而悲哀不平……我和他在不同的時空裡交集著……
一九八六年我初識禮蘭 (朱禮銀──朱沅芷的女兒 ),以她的畫作為題而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雄獅美術」。一九九一年年底,台北市立美術館正在籌備「朱沅芷作品展」時,我接到禮蘭的電話,請我替她父親的展覽在雜誌上撰文發表。當我第一次看見朱沅芷的作品時,我震驚了:畫面流瀉出的赤裸裸的真誠,熱度不減,在半個世紀以後,仍在暗室中閃閃生光!
為深入了解沅芷的生平,我從電話簿裡查到朱海倫的電話,撥去電話後卻等了好幾天之後,才接到她由曼哈頓聖文生醫院來的回電,原來她罹患急性肺炎,生命垂危,剛度過危險期。要不是有位從東歐來紐約旅行,暫住她公寓的朋友接到電話錄音而轉交給她,我根本不可能有機會聆聽朱沅芷的一生事蹟──換句話說,沒有遇見海倫、沒有後來她提供的數百封朱沅芷的親筆書信,及其他第一手資料,這本書是不可能完成的。
寫作過程中,我除了到各地的檔案機構去蒐集資料,更希望能多訪問一些朱沅芷的舊識,務求書中細節盡量符合事實。但在朱沅芷做古三十年後替他作傳,許多與他同時期的人既已相繼凋零,因此研究上遭遇的困難是可想而知的。一九九五年,我以「被遺忘的繆思:朱沅芷的生平及藝術」為題,在紐約市立大學舉辦一場亞裔會議演講。演講結束後,一位老先生接著我的手說:
「我認識朱沅芷,甚至還與他共睡過一張床呢!」
驚喜之下,我到了老先生位於華埠的簡陋畫室去訪問,得知這位菲律賓的畫家意加達(Venancio Igarta) 曾與朱沅芷於一九四五年同時參與「廣告之現代藝術」巡迴聯展。因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旅館缺乏,費城美術館的主辦單位硬將兩名亞裔男子塞在同一張床,由此可見當時種族歧視之嚴重!
而沅芷搭火車由紐約到費城的那一天,也正是海倫帶著不滿兩歲的女兒離開他的時候。對他來說,那該是多麼悲痛與絕望的一段旅途!
在海倫多次的訪問錄音裡, 一位黑人外科醫生奧伯‧梅納 (Aubre de L.Maynard) 的名字重複出現:這位同時是沅芷與海倫的良師益友, 安排他倆到哈林區的教堂去結婚;沅芷替醫生畫像,醫生察覺到他的精神異狀,送他進貝爾華醫院檢查……我心裡惋惜, 要是能訪問到梅納醫生該有多好?(海倫一直以為醫生早已去世。)
真到兩年前,美國民運領袖金恩博士忌辰的國定假日,紐約時報刊出一篇文章,報導黑人醫生於一九五八年以高超的手術技巧,救了胸上被刺一刀的金恩博士一命,才知道今年已高齡九十七歲的梅納醫生尚在人世!
這篇文章出現的兩天後,媒體又報道:哈林區的聖菲利普教堂──當年沅芷與海倫舉行婚禮的所在──屋頂因積雪太多而倒塌……一連串巧合,不能不令人詫然!
除了梅納醫生之外,能訪問到如今也九十七歲的女畫家朵兒‧巴斯維爾(Dovr Bothwell,沅芷於一九二五年就讀加州藝術學院的同學 ),聽她對二○年代舊金山藝壇之事如數家珍,對我的寫作幫助尤大。
朵兒一生作畫及展覽不輟,九十歲時,她由地震頻繁的加州沙漠小鎮搬到亞利桑那州的沙漠區,仍老當益壯,並開闢了一方菜圃,直到這幾年因視力惡化,才不得不停止創作。目前她與人合作,正著手於個人自傳的撰寫。
一九九五年,我取得紐約市立大學提供研究基金,到巴黎去做「朱沅芷的生平」研究。當年鼓勵沅芷到歐洲畫壇發展的慕勒王子及王妃雖早已過世,感謝他們的次女特瑪‧德拔佐伯爵夫人 (Thamar de Boissea 一九二九年出生 ) 及其夫婿的熱情款待,給我長達六小時的訪談,提供了許多有關慕勒王子及王妃的家族事蹟。特瑪還記得成長過程中,沅芷的畫作一直掛在她家的玄關牆上,每次上學出門前,她總要在畫前駐足欣賞一番。可惜的是,書中另一位重要人物波麗‧羅斯──朱沅芷的法籍妻子──因死後並無繼承人,巴黎一行我能找到的資料十分有限。
在巴黎國家現代藝術博物館龐畢度中心的圖書檔案室,找尋朱沅芷當年參加沙龍展的資料時,我有幸遇見一位會說英文的圖書館員克利斯汀‧烏拔先生(Christian Ubrar) 我問道:
「請問獨立、秋季及春季沙龍的資料在哪裡?……哦,順便再問你,能不能找到一位中國畫家朱沅芷被巴黎博物館所收藏的畫作呢?」
我不過是試試自己的運氣而已。資料顯示,朱沅芷的一幅作品──法國文豪
「皮耶‧密勒畫像」於一九三八年由巴黎的佳得旁博物館 (Musee Jeu dePaume) 所收藏,後來卻不知所蹤。烏拔先生立刻撥電話給龐畢度中心藏品部門。半分鐘之後,他接到回電,然後告訴我:
「這幅畫現由龐畢度中心所藏。館員娜塔麗.勒盧小姐 (Nathalie Le Leu)正在對街的藏品辦事處等妳!」
原來戰前法國政府原計畫將佳得旁博物館建為國家現代藝術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巴黎被德國占領,納粹軍進入佳得旁博物館,將大量名畫,尤其是印象派作品搶奪掠劫。七○年代,新建的龐畢度中心被指定為國家現代藝術中心,佳得旁便將所有藏品全部轉交給龐畢度中心,而不再擁有永久收藏。
龐畢度中心地下室的藏品間裡,沅芷的「密勒畫像」透過畫布,向我展現一名煦煦智者的風采!
我知道我有多幸運,因為負責這部門的勒盧小姐不到兩小時後就要去度長假了。而如果沒有碰到特別熱心的烏拔先生,我也無法得知這幅畫的行蹤。
研究過程有許多意外的驚喜,相對也有不少難以克服的障礙。以一個生活在九○年代富足社會的現代人,來設想朱沅芷的生存年代──那受戰爭、貧窮,及種族歧視所充斥的前半世紀;加上他同時期的倖存者屈指可數,以及相關文獻的湮滅,因此寫作的疏漏與缺失在所難免。
但本書最大的遺憾,也要在此向讀者致歉的,是沒有附上朱沅芷的精采畫作。由於版權的考量,朱沅芷所寫的詩與文章,我也必須忍痛割捨。原因是:擁有父親全部版權的禮蘭於十六年前與親生母親朱海倫徹底決裂,她對我的寫作計畫,尤其是朱沅芷罹患精神分裂症的事實,有截然不同的意見。因此對於朱沅芷作品有興趣的讀者,我只能建議他們到台北市立美術館,去找其一九九二年出版的「朱沅芷畫展」目錄參考。
由魏斯且斯特公墓歸來的一星期後,半夜裡我被一個奇怪的夢所驚醒:一座巨形的白色大理石外棺,由墓地平地昇起,夢中的我,正與海倫討論著如何將朱沅芷埋葬的細節。我納悶了:躺著 沅芷屍骨的那塊小小長方墓碑,在什麼時候變成了一座龐大而美麗的墓地?會解夢的人告訴我,我下意識地希望藉由這本書,為這位曾長久被遺忘的傑出海外藝術家,來建立一座屬於他的紀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