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版作者序
本書探討了東歐的少數族群，他們數百年來坐落在受到俄羅斯人和土耳其人控制的空間，以及由德意志人主導的領地之間。這些民族許多世代以來不斷重申自己存在的基本權利，構成書中的主要情節。
故事要從十八世紀說起，當時有一些知識分子開始擔心自己的迷你民族會遭到帝國文化吞噬。匈牙利人和捷克人擔心匈牙利語和捷克語會從世界歷史中消失，因為就連匈牙利和波西米亞的上層階級討論任何看似重要、需要智識的主題時，也是說外語（通常是法語和德語）。當時，幾乎沒有人會用當地方言書寫，說方言的主要是不識字的平民。帝國當局雖然有意教育自己統治的人民，但是他們打算透過德語完成這件事。匈牙利人擔心匈牙利會變成大德意志的另一個地理區域，跟巴伐利亞（Bavaria）或提羅爾（Tirol）沒有兩樣。
接著，本書追溯了將本地語言標準化、替這些族群建構自己的歷史以及創立學校等機構的艱辛歷程，這些都是為了確保現代社會的每位成員可以在自己的文化中正常發展。外人有時稱這場運動為民族主義，但是這個地區的居民則是使用另一個詞：人民主權。他們的理念是將人民從暴君手中解放出來，進入由人民、為人民統治的新時代。
這場運動出現契機（同時還有危機）的第一個徵兆，就發生在一八四八年群眾起身（和一九八九年的中國很像）跟不是透過民選選出的專制人物爭奪統治權的時候。一八四八年的三月，各國國王、親王和他們最頂尖的忠僕紛紛逃離首都，成年男性有史以來第一次投票選出代表，由代表召開議會制定憲法。值得注意的是，這場從基層發生的政治動員到處都有發生，包括法國、俄羅斯邊境、北歐和地中海地區。這恐怕是歐洲有史以來唯一一次在政治上取得共識。
可嘆哪，這場民主統治實驗並不長久，部分原因是一個在人民主權的時代之前不曾被人當成問題的東歐特性──同一個地區通常會有好幾個族群（民族）住在一起，試著建立自己的民族。波希米亞和匈牙利是其中兩個首例，前者同時被德意志人和捷克人認定是自己的土地，後者則是除了匈牙利人之外，還住著羅馬尼亞人、塞爾維亞人、克羅埃西亞人和斯洛伐克人。舊政體（在這裡指的是哈布斯堡王朝）為了閃避民主訴求，讓不同族群的運動反目成仇，例如募集克羅埃西亞人攻打匈牙利人或是召募德意志人鎮壓斯洛維尼亞人的自治希望。
接著，這個地區的故事演變成延續了許多個世代的戰爭，這些族群先是試圖跟帝國政體妥協和改革，最後帶來立憲命令（一八六七年到一九一八年），後來則嘗試建立起非常不完美的民族國家（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一九年）。每個時期遇到的基本問題都跟一八四八年的問題類似，也就是同一個地區有好幾個民族希望建立自己的國家。例如，烏克蘭人、德意志人和立陶宛人都聲稱第一波蘭共和國的部分地區是他們的民族領域；波蘭自己則聲稱捷克斯洛伐克的部分地區是他們的，匈牙利也是。
結果，這個地區到處都有政治不安穩的狀況，讓歐洲的兩大內陸帝國有機可趁──德國（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五年）和蘇聯（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八九年）。蘇聯在一九九一年瓦解後，這個地區又重新實驗民族國家，越來越融入世界市場和歐洲機構，實驗成功到近年來絕大多數的烏克蘭人也想加入歐洲。
蘇聯／俄羅斯帝國並不是自己瓦解的，而是被東歐那些受到禁錮的族群共同施加的壓力給推翻。他們有時會在街頭公然施壓，像是一九五○年代發生在柏林、華沙、皮爾森（Plzen）和布達佩斯的群眾抗議事件，但是較不明顯的壓力則有由克制不住自我動員的一般百姓所組成的「公民社會」，允許了民主制的興盛。一九七○年代誕生了無數非官方的俱樂部和印刷媒體，特別是在波蘭，因此在一九八五年莫斯科出現某位改革者之前，東歐人就已經準備好重申對自己社會的掌控，最活躍的莫過於波蘭人和匈牙利人。
由於被帝國統治許多個世代，東歐社會一直以來都下定決心要跟西方鄰國一樣獲得安穩。今天，有些人會批評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蘇聯瓦解後讓波蘭和匈牙利等東歐國家加入，但事實是，是這些國家不斷嚷著想要加入，用盡一切所能，包括由瓦茨拉夫‧哈維爾（Vaclav Havel）和萊赫‧華勒沙（Lech Wałęsa）等民主反對派的領袖直接進行懇求。他們提出申請，接著他們的社會漸漸滿足入會資格。中東歐的政治精英相信，俄羅斯政壇一九九○年代出現的不安與混亂只是短暫的，俄羅斯很可能再次重申帝國願景，恢復許多個世代以前的傳統。
這不是說歷史會造就命運，但是在時間的考驗下，歷史模式的確證實了俄羅斯相信自己的帝國主張是正當的，其中包括控制中東歐的許多地區和波羅的海諸國，當然還有烏克蘭。
***
烏克蘭在這本書裡只有零星出現。在我描述的大部分歷史中，烏克蘭很靠近俄羅斯的勢力，因此堅守自己身分認同的機會很少。這不是說烏克蘭這個國家不存在，因為我們很清楚烏克蘭曾在一九一七年試圖完全獨立，烏克蘭人也曾創立自己的共和國，延續到一九二一年。然而，烏克蘭很苦命，受到帝國力量的控制比其他東歐民族還嚴密、還長久。它在一九九一年才獲得自由，現在正將自己定義為歐洲國家，某些方面跟波蘭和捷克共和國等比鄰的國家有很多相似點，某些方面則跟更西方的國家較為雷同。
但，有人會懷疑：烏克蘭曾被俄羅斯控制好幾百年，有什麼理由可以相信它是歐洲的一部分？這個問題或許跟台灣有關，可以讓台灣思考它跟鄰近的帝國強權之間的歷史關係。
關於今天的烏克蘭屬於哪裡，答案就跟一八四八年更西邊的地區一樣，就在街頭，在民眾的聲音和活動之中。從某個相當真實的角度來說，捷克、匈牙利和德意志各民族都是在那不凡的一年透過渴望自由的人類所做出的行為出現在政治舞台上的。然而，基於對相同地區的領土競爭，自治要等到很後來帝國瓦解、強迫各族群分開的族群清洗發生後，才有辦法實現。然而，跟十九世紀的那些社運人士不同，今天的烏克蘭人主要關注的不是讓波希米亞或匈牙利的歐洲人產生分歧的事物，如語言或宗教或文化。他們爭取的主要是從政治暴政之中解放出來的自由。
一直到最近之前，烏克蘭人似乎比其他歐洲民族還要分裂。他們的國家分成對過去的認知大不相同的好幾個地區，包括黑海沿岸的城鎮、後蘇聯的工業大城以及曾經受到巴洛克波蘭與匈牙利文化影響的哈布斯堡地區。烏克蘭東部和南部的人口絕大多數說俄語──沒錯，一直到最近之前，人們在基輔（Kyiv）街上聽到的都是俄語。
然而，自從俄羅斯發動攻擊後，地區認同及個別的語言和傳統都在這場存亡危機中消退，人們害怕自己生活在一個自由組成、沒有壓迫的社群的權利即將消失。因此，烏克蘭人此刻冒著生命危險所要維繫的國家，並不是以族群或族群民族主義來定義的，主要也不是靠語言、宗教、對相同國籍的強大記憶或甚至任何共同的歷史來統一。
新的烏克蘭是一個不看歷史、只看未來的民族，人們共同擁有自由生活、不受暴政危害的渴望。烏克蘭的故事在歐洲史和世界史雖有先例，但是這依然是為了自由革命而奮鬥的稀少案例。一七八九年，法國人因為提出自己──民族本身──擁有神聖的自治權利這個新奇的概念而走上歷史舞台；一八四八年，歐洲各地的族群試著仿效法國的榜樣，但是很快就瓦解；接著，一九八九年也有革命，本書提到的歐洲人起身反抗蘇聯帝國。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最接近的例子或許是在一七七六年的北美，當時殖民者反抗大英帝國。在所有這些少見的案例中，民族獨立的原因跟個人自由與權利密不可分。
烏克蘭在那個小團體中的地位顛覆了專家所說的民族主義，也就是民族主義分成東方和西方兩個類型，前者（捷克或斯洛維尼亞）比較跟文化有關，後者（法國或美國）比較跟政治有關。根據猶太捷克政治科學家漢斯‧科恩（Hans Kohn）所說，西方民族主義牽涉到「理性普世的政治自由和人權概念」，而東方民族主義因為缺乏主權的緣故，所以在文化上表現自己，將民族描述成「從歷史和自然當中出現的神祕集體」。
烏克蘭人在地理上位處東歐，但他們爭取的是政治自由與人權。同時，文化並沒有在烏克蘭的鬥爭中缺席。在今天的鬥爭中塑造出來的烏克蘭「新民族」顯示，所有的民族主義其實都結合了政治自由和文化主權的訴求，只是這兩個元素──政治與文化──的相對重要性要視一個民族必須對抗的勢力而定。
波蘭和捷克的民族主義一直都比法國關注文化和語言，那是因為上面提到的故事：數世紀以來，帝國統治者試圖讓波蘭和捷克的文化和語言消失。因此，當波蘭人和捷克人多次爭取獨立時，他們首先要確保說他們的語言、跟他們擁有共同文化的人不會從地球上消失。這些民族從過去中收集論據，來提出自己永恆神聖存在的觀點：基於這個偉大的過去，讓波蘭或捷克文化消失是一種罪。
相形之下，一七八九年起身反抗波旁王朝（Bourbon）的法國人不擔心自己的語言會消失；他們堅持的是，代表整個民族的是他們，而不是國王，因此他們有權利自治。一七七六年北美的十三個殖民地也是如此，重點在於創造一個未來不受到國王、某種程度上不受到歷史束縛的民族。
所以，法國人在國慶日（七月十四日）慶祝的是（在一七八九年）脫離王室束縛，而波蘭人在國慶日（十一月十一日）紀念的則是（在一九一八年）從扼殺他們文化的帝國中解放出來。不過，這兩種民族性是互相交織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波蘭領土上的每個人都獲得公民身分，包括平等的公民權；法國長久以來一直都有投入許多心力保護和宣傳法國的語言和文化。
所有的民族國家都有保護政治與文化自由的功用，卻也都會導致普世性（人權）和特殊性（文化權）之間的衝突。每個民族國家都聲稱會尊重任何背景的公民的權利，卻又捍衛著跟某段特殊過往有關的身分認同。這讓我們得以了解東歐特殊的地方，這裡有著介於德國和俄羅斯兩大古老帝國之間的多個國家，包含差異甚大的斯洛維尼亞、斯洛伐克，當然還有烏克蘭。
一個民族的成員如果願意為了保存他們的文化和語言而捨身，他們漸漸地就會將文化和語言視為神聖的事物加以尊崇。語言成為身分認同的核心，民族神話圍繞著它的持有者，也就是被認為永恆存在的族群。這種偏族群性的民族形式是美國等透過政治革命創建民族的人難以理解的。美國人在一七七六年的七月誕生，而不是很久很久以前就存在。
位處東歐的烏克蘭不尋常的地方在於，其對抗暴政的鬥爭同時具有政治與文化意涵。從解放的赫爾松（Kherson），我們得知當地人不僅無法獲得基本的公民言論自由，連說某一種語言的自由也沒有。侵略者強迫孩童背俄羅斯國歌，懲罰說烏克蘭語的人，還綁架和折磨一名張貼影片頌揚烏克蘭文化的老師。赫爾松解放後，當局正致力在這個大體上說俄語的城市以烏克蘭語取代俄語。
烏克蘭會不會發展出這個地區的歷史常見的那種特定的民族主義類型，專注於語言和文化的純粹性？只有時間能夠告訴我們答案。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烏克蘭越是朝族群排他的方向走，越是歧視說俄語和其他語言的人，就越會失去國際社會的支持，也越會危害自己的安全和自由生活的權利。
這本書請求讀者思索民族跟特定的歷史文化感之間的關係。數世紀以來，擁有共同文化和語言的感受成了各族群在對抗帝國壓迫時尋求團結與認同的來源，但是他們一旦掌握了權力，這些來源又變成迫害的工具，危及花了好幾個世代才得到的自由。目前，烏克蘭西邊的鄰國──波蘭、捷克共和國、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亞、羅馬尼亞──形成堅強的支援聯盟，是一個讓人感到希望的跡象。唯有各國互相合作，自由主義才有可能在一個國家的內部存活。
二○二三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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