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最大民主國家的榮耀與掙扎（上、下冊）

　　《印度：最大民主國家的榮耀與掙扎》全面性地說明了印度自1947年獨立以來至21世紀初期的歷史，側重於政治與社會，尤其是與內部宗教問題及國際關係有關的政治變遷，以及現代化都市與原始部落地區的磨合衝突。

　　民主印度誕生於1947年，共產中國誕生於1949年，這兩個不同政體的相鄰國家，同樣在二十世紀經歷了從赤貧到富裕的發展歷程，其歷程的內涵卻截然不同。

　　印度與中國之間有著極為漫長的邊境線，因此，印度涉及的國際事務幾乎都與中國脫不了關係，在了解印度的國際政治策略的同時，也可以看到中國的南亞國際策略。古哈主張，中印邊界戰爭也促成了民主印度建國以來最重大的國策轉向。

　　進入21世紀之後，這兩個膨脹中的亞洲大國無可避免地將要發生碰撞。印度的人口（勞動力）即將超越中國，其基於民主政體的經濟發展也正在加速追趕，有許多分析家預言，即使中國可以在2040年之前維持亞洲第一，但21世紀的後半段絕對是屬於印度的。兩個超級大國正面交鋒，這是未來數十年內極度重要的世界性事件。

各界推薦

　　拉瑪昌德拉．古哈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在這本書中釐清了印度政治裡的真實與謊言。──New York Times Sunday book review

　　古哈展示了豐富的多元觀點，猶如我們親自聽到印度的異議作家、公務員、夢想家、反對者們相互對話。──The guardian

　　作者的書寫技巧高超，讓讀者能輕易掌握這部迷人的嚴謹學術作品。──The Sunday Express

　　這本龐大、嚴謹、有時令人顫抖的書，所有想在印度長期工作的領導者都必須閱讀。──Sunday Telegraph

　　拉瑪昌德拉．古哈的顛峰之作，完整地描述了印度這個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的痛苦、掙扎、羞恥及榮耀。──Good Readers

 

作者簡介

古哈（Ramachandra Guha）

　　1958年出生於印度南部城市班加羅爾（Bangalore），印度歷史學家、專欄作家，被《時代週刊》譽為「印度歷史的卓越記錄者」。曾任職於印度加爾各答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也曾任教於耶魯大學、史丹福大學和挪威奧斯陸大學、印度科學理工學院等校。

　　創作主題範圍涵蓋甚廣，包括世界環境保護歷史、人類學家傳記、印度板球的社會史，以及喜馬拉雅農民的社會史。曾說自己的整個職業生涯都是為撰寫《印度：最大民主國家的榮耀與掙扎》這本書所做的準備。

　　2008年5月，獲美國雜誌《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選為「全球百大公共知識分子」。2009年獲頒印度第三級公民榮譽獎「蓮花裝勳章」（Padma Bhushan）。2011年以本書獲頒印度傑出貢獻獎（Sahitya Akademi Award）。2014年獲頒耶魯大學人文學科榮譽博士學位。

譯者簡介

周佳欣

　　愛爾蘭三一學院戲劇學院博士候選人，
美國紐約大學與西北大學表演研究雙碩士，曾任教於美國華盛頓大學戲劇系、愛爾蘭三一學院戲劇系及國立臺南大學戲劇系、國立中山大學外文系與長榮大學翻譯系，教授西方戲劇史、戲劇分析、戲劇創作與英語課程。長年涉獵多種表演訓練方法，尤鍾愛女性獨角戲，曾於臺灣、愛爾蘭、美國、德國等地演出，也曾隨三一學院導演Dennis Kennedy赴北京中央戲劇學院協助莎劇《皆大歡喜》的演出。本身熱愛語言，亦為（中英、中法）譯者與（中英）口譯員，並於文化大學推廣部教授中英口筆譯課程。

陳韋綸

　　畢業於國立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輔修新聞學系。曾任苦勞網編輯與記者、《破週報》記者、臺灣環境資訊中心駐印尼記者及編輯暨採訪人員。採訪工作期間關注臺灣社會議題，並涉足音樂、劇場、藝術與文化研究領域。

董文琳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學士，國立中山大學外文所碩士。曾經懷抱寫作夢，夢醒了走上翻譯之路。喜歡的事很多，擅長的事卻不多，所以只想把擅長的事做好，翻譯即是其一。進行童書翻譯時，心裡總是期待有一天能夠和孩子一起閱讀自己翻譯的作品。書籍譯作有《嚕嚕米漫畫全集》與《不受限的工作人生》、《我在關塔那摩的日子》等書。

趙盛慈

　　專職自由譯者，喜歡深思與推敲文字。譯有《聽見聲音的地景》、《什麼時候是好時候》，並合譯《品味選擇題》與《80/20法則》（20週年擴充新版）。

林玉菁

　　紐約市立大學政治學博士班，劍橋大學印度研究碩士，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曾任職IFRC國際紅十字與紅星月會聯合會美洲辦公室，雲門基金會，北藝大傳統藝術研究中心及國內外NGO組織。現為專職口譯、筆譯。
 

第一章　自由與弒親

英國現在正在失去印度的主權，而這是長久以來無法想像的事。英國將被一個或數個印度政府取而代之，這實在是狂想中最瘋狂的夢想……等到最後一位英國士兵駛離孟買（Bombay）或喀拉赤（Karachi）的港口之後，印度就會成為敵對的種族和宗教勢力的戰場……〔而且〕大英帝國緩慢但穩當地帶入印度的和平進步的文明，也會在一夜之間消逝無蹤。──加爾各答前主教，威爾頓（J. E. Welldon），一九一五

我從不懷疑，如果英國在一九○○年應允但同年否決的事並沒有等到一九二○年才兌現；或者是英國在一九二○年應允但同年否決的事並沒有等到一九四○年才兌現；又或是英國在一九四○年應允但同年否決的事並沒有等到一九四七年才兌現，那麼百分之九十發生在印度的苦難、仇恨、暴力、拘禁和恐怖行動、謀殺、鞭笞、槍殺、暗殺，甚至是種族大屠殺，這一切都將可以避免。權力的轉移極可能會平和地完成，甚至可能不會出現印巴分治的情況。──李奧納德．吳爾芙（Leonard Woolf），一九六七
 
I

印度在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獲得自由，但是愛國的印度人早在十七年前就慶祝了第一個「獨立日」。在一九三○年一月的第一週，國大黨通過決議，確定在該月的最後一個星期日發動全國遊行來支持印度宣布獨立（purna swaraj）。人們覺得這項行動會激起國族主義的渴望，並且迫使英國政府慎重考慮放棄主權。聖雄甘地在自己的《年輕印度》（Young India）期刊發表了一篇文章，闡明應該如何看待遊行日。「一切將會很好，」這位領袖寫道，「只要〔獨立〕宣言是所有的村莊、甚至是所有的城市所完成……只要能同時在不同地點一同召開集會，一切就會順利。」

甘地建議以點點鼓聲的傳統方式來通知集會時間，慶祝活動則從升國旗開始，當天的其他時間都要用來「進行一些建設性工作，不論是從無到有、為『賤民』服務、聯合印度教徒和伊斯蘭教徒、禁酒工作，甚至是以上都做，那都不是不可能的事」。參與的人都將發誓，確認「印度人就如同其他人民一樣，擁有自由和享受自身心血結晶的不可被剝奪的權利」，以及「倘若政府剝奪了人民的這些權利並壓迫人民的話，人民有權進一步將之改變或廢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