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禧年的感召︰美國第一位來華新教傳士裨治文傳

叢書總序
原版序言
原版謝辭
中文版序
引言
第一章 千禧年的感召︰美國第一位來華新教傳教士
第二章 在華基督徒協會
第三章 實用知識傳播
第四章 鴉片、政治和福音
第五章 傳教士外交︰服務政治的誘惑與危險
第六章 上帝的形象︰譯名之爭
第七章 華北傳教站︰上海VS.“天京”
第八章 傳教士外交︰已成就和未實現的千禧年之約
參考文獻
專有名詞中英對照表
譯後記

中國傳教史和中國基督教史這兩個中國歷史研究的領域在過去的二十年中取得了顯著的成就，雷孜智(Michael C．Lazich)博士關于裨治文(ElijahColeman Bridgman，1801一1861)的評傳從很多方面而言都是這一領域的一個重要貢獻。

首先，本書是迄今為止學界對裨治文這位美國在華新教事業奠基人的唯一的全面的評述。目前，有一系列著作探討了英美在華開創傳教事業的頭四十年的活動，其中之一就是拙著《英美在華傳教事業的起源》(MumLv A．Rubinstein，The Origins of the Anglo—American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1 807--1 840，Scarerow Press，1996)，另外還有幾種則是關于英國偉大的新教傳教士先驅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的研究，譬如，香港浸會大學的巴頓．斯塔(Barton Starr)目前正在編撰馬禮遜的檔案。此外，還有諾曼‧格拉多特(NoHnan Giradot)新近為倫敦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傳教士以及後來的牛津大學漢學家理雅各(James Legge)的學術生涯所撰寫的評傳，最近還出現了一系列關于理雅各在華南的傳教活動的文章。愛德華‧吉利克于1973年所出版的《伯駕與中國的開放》(Edward V．Gulick，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HarvardUniversity Press，1973)所探討的則是曾和裨治文一起工作過的伯駕。然而，無論是裨治文還是他的伙伴——和他一起出版過《中國叢報》(Chinese，Repository)的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學界迄今為止尚未對他們進行過任何全面的評述。唯有龍夫威(Fred Drake)曾撰寫過幾篇關于裨治文的文章，本人亦曾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先後發表過幾篇關于衛三畏的生平及其宏篇巨著《中華帝國》(The Middle Kingdom)的文章。雷孜智這本書關于裨治文及其作為傳教士榜樣的重要貢獻的研究，無疑填補了這一空白。

雷孜智是將裨治文置于其時代宗教背景以及他所受到的愛德華茲／霍普金斯派(Edwardian／Hopkinsian)的“無私的仁愛”(disinterested benevolence這一神學理論的感召下進行考察的。本書第一章精彩地概括了這一神學理論的背景及其發展為傳教理論(也就是當今學者所謂的傳教學)的過程。霍普金斯派的神學觀具有美國特有的樂觀主義精神，本章脈絡清晰地勾勒了這一具有強烈情感沖動的特質與其如何被那些創建了美部會、後來成為其領袖和成員的人付諸實踐的過程，以及隨後的第二次大覺醒運動和神學根源。本章還介紹了裨治文的成長背景，以及他為這股奠定了他一生的事業的宗教潮流所感召的過程。

本書接下來的幾章精彩地再現了美部會在華傳教站頭幾十年的活動情況。這幾章生動地描述了當時僑居廣州的外國商人和傳教士團體的生活，向讀者展示了一幅當時中國廣州城牆外以及十三行的活動情景圖。作者還深刻地透析了馬禮遜、伯駕(Peter Parkel)、衛三畏、史第芬(Edwin Stevens)和郭士立(KarlF．Gutzlaff)等另外幾位重要傳教士的人物性格，並將幾位著名的商人與鴉片販子也搬上了這個在華外僑生活團體的場景。為建構這樣一個宏大的場景，作者充分借鑒了雅克‧唐斯(Jacques M．Downs)、彼得‧費伊(Peter Fay)和喬納森(Jonathan Goldstein)等學者關于中國鴉片貿易方面的研究成果，同時還參考了愛德華‧德拉羅(Edward Delano)、亨特(Willliam Hunter)等與傳教士同期在華的商人關于舊中國的描述。與此同時，作者還細致地梳理了美部會的原始檔案和貝爾切城歷史學會(Belchertown Historical Society)檔案中關于裨治文的個人材料。作者的敘述邏輯清晰，從容不迫地將各個歷史事件和問題一一展開。值得一提的是，從書中所涉及的關于中國歷史的多個方面的探討中，雷孜智同時還向我們展示出了他在這方面的豐富知識。實際上，早先的傳教士傳記和傳教史研究大多沒有將其研究對象置于中國這個宏大的背景之中進行考察。

本書涉及19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的那幾章尤為可貴，因為近來的學術研究甚少關注鴉片戰爭期間及此後幾年間在華傳教士的活動。這幾章考察了裨治文參與中美政治外交和翻譯《聖經》的活動。作者再次發掘、利用了大量關于美國在華傳教站的原始文獻，這一章關于澤名之爭的資料尤為詳細。

本書的最後幾章也異常精彩。這幾章勾勒了上海在發展成為一個大都市之前的場景。雷孜智向我們展現了裨治文細致的觀察力及其在漢學方面的成就，同時也讓我們看到了裨治文的局限性，囿于其時代背景，裨治文不可能對他所要努力去救贖的中國抱有很正面的觀感。

雷孜智是一個精巧的藝術家，全書行文極其清晰而細膩，他對文獻的運用和細致的分析展現了他高超的組織材料的能力，而他流暢的敘述則絕不會讓讀者有為材料所累或流于空泛之感。

本書涉及多個學科領域，中國歷史、傳教史、基督教史以及中西關系史等領域的學者都會看到本書的新穎和重要之處。本書同時也是中美關系史和外交史研究的重要貢獻。雷孜智教授這本書所考察的不僅是一個人、一個時代，而且是異文化間的一次重要對話。這本厚重的學術著作可與Kathleen Lodwick、魏揚波(Jean Paul Wiest)、魯唏珍(Jesse Lutz)等其他中外學者的成就比肩，他們一道為讓我們更多地認識到傳教士在中國的現代化歷程中所起的作用作出了重要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