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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

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

Global Cinderellas: Migrant Domestics and Newly Rich Employers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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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你所見到的這本書,是台灣近年來最好看的報導文學,也是一本討論外籍幫傭在台情況的學術鉅作。它獲得多項首次頒給台灣人的重要國際學術榮耀,更受到國內中研院與國科會的肯定。之所以說它是本學術論文,是因為它的下筆嚴謹;說它不單純是一本學術論文,因為它真的如同小說一樣好看。翻開它,藏匿在台灣日常生活背後的故事,就會如同電影般在你眼前展開。

  這本書說的是女性外籍幫傭來到台灣的故事。自1992年起,一批批的家務移工憑著勇氣,飄洋過海來到全然陌生的島嶼,僅僅計算登記有案的家務移工,就已經超過16萬人。她們以短期契約的過客身分,在台灣社會的邊緣角落裡默默工作,維持著台灣社會的「現代生活」,但是,一般雇主只把她們當成「用玩即丟」的勞動力,無法享有公民權,甚至基本人權。

  在這些隻身來台的家務移工眼中,我們熟悉的場景與畫面,都轉變成另外一種面貌:對於剛到台灣Vanessa來說,中正機場是一個通往未知的起點,高速公路邊的叢叢樹林,隱藏了無法想像的恐懼。對於Tiwi來說,Qoo果汁是她照顧的台灣小孩最愛的飲料,也是她用來寄往國外、向女兒表達母愛的補償工具。每一個家庭屋簷下,都有一則從未被說出的故事,連接著台灣新富雇主和來自東南亞的家務移工。

  從馬尼拉到台灣,走過台北火車站、中山北路,一直到家中的廚房與臥室,台大社會系副教授藍佩嘉訪談了58位菲律賓、35位印尼女性幫傭,讓我們深刻地瞭解她們的命運與想法,是第一本完整介紹外傭生活的報導著作。作者也採訪了51位僱有外籍幫傭的男、女主人,讓我們得以省思,自身家中的的親子與夫妻關係,其實如此脆弱。

  本書最初於2006年在評選嚴格聞名的杜克大學出版社(Duke University Press)以英文出版,獲得美國社會學會性?別研究年度傑出書籍獎、國際亞洲學者會議社會科學最佳書籍等獎項。經過三年之後,藍佩嘉以反璞歸真的母語,重新改寫《跨國灰姑娘》,以淺白易懂的文字和大量的真實故事,呈現給台灣的讀者。如作者自言,這本書希望不只是以理論語言說服他們,更希望以呈現不同人群的生命故事,讓讀者感動。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藍佩嘉

  西北大學社會學博士,現任台大社會系副教授。研究領域包括:性別社會學、工作社會學,和移民與全球化等。曾於柏克萊大學、紐約大學、荷蘭國際亞洲研究所擔任訪問學者,論文著作刊登於國內外知名期刊,並常於《中國時報》觀念平台撰寫專欄。

 

洗衣籃與香水信紙

  那是1999年的一個夏天午後,天空很藍,陽光灑了滿地。

  我剛從台北搬回芝加哥,剛完成一年的田野工作,大隱而世,準備開始和博士論文長期抗戰。面對厚厚一疊訪問稿以及雜亂的資料,我苦惱著不知如何整理,只好先來清理家居環境,前去街角的投幣洗衣店從事家務勞動。我租的廉價公寓位在族群混合、階級轉型的的城市北端。這個社區的居民長期以來以非洲裔、拉丁移民為主,市街上漫布著我常去的牙買加小吃店、墨西哥麵包店,然而,沿著密西根湖畔,以吸引年輕雅痞為號召的新大廈,正一棟棟蓋起來。

  當我扛著一籃髒衣服走在街上,一個中年白人男性從我身邊經過,沒頭沒腦的丟了一個問題給我:“Do you know anybody who can take care of my mom?” (「你有認識人可以來當我媽的看護嗎?」) 我瞠目結舌,無法在腦中將這一串英文字轉譯成為有意義的問題,這位老兄可能以為我聽不懂英文吧,看我沒反應就轉身走開了。

  扛著洗衣籃,我站在白花花的陽光下,困惑慢慢蒸發成憤怒。

  優勢族群看見深色皮膚,就以為看見奴隸的腳鐐與打工仔的漂泊靈魂。類似的情境早發生在1965年的紐約,黑人女性主義詩人安卓勞德(Andre Lorde),推著她的女兒到一家超級市場購物,迎面走來的一個金髮小女生,拉著白人媽媽興奮地說:“Look, mom, a baby maid!” (「媽媽你看,這裡有個小孩女傭耶!」)

  我選擇研究家務移工這個題目的由來單純,工作與性別是我的專長領域,移民人權與社會不平等也呼應我政治上的關懷。沒有料到的是,我在田野工作與寫作論文的過程中,這個主題屢屢和我自己的生活經驗交相激盪。墜落美利堅異鄉,在他人的注視裡,我突然變成一個披戴傳統面紗的「第三世界女人」,或是充滿異國風情的亞洲女郎。失去母國語言文化的羊水保護,我努力讓自己的英文口音?美國化?,以免我的美國學生把?聽不懂助教的英文?當作抗議分數太低的藉口。作為一個少數族群、有色女人、以及外籍勞工,是菲傭在台灣,也是我在美國。人們眼中的美國夢土,在我的求學與工作經驗中教會我更多有關核心國的文化霸權或種族歧視的非正式課程。

  當然,我不至於天真地忽略我與東南亞移工之間的明顯社會差異。我們的平行移民路徑,反映出世界體系的多層分化:台灣留學生去歐美核心國取經的同時,台灣資本家從亞洲的邊陲進口廉價勞動力。台灣的報章雜誌不時對於全球化的生活風格提出浪漫歌頌,像是在跨國公司工作的台灣人暢談在上海跟英國朋友一起吃義大利麵,眺望蘇州河的燦爛霞影。然而,地球村的烏扥邦只適用於有經濟及文化資源者得以跨國流動的都會新貴,他們享受的豪華五星飯店與異國情調餐廳,實是移民勞工遠渡重洋前往的血汗職場。

  這本書是幾番蛻化過程的產物,結繭的前身是我於2000年在西北大學畢業的博士論文,脫蛹而出的第二回,是2006年由美國杜克大學出版的英文書:Global Cinderellas: Migrant Domestics and Newly Rich Employers in Taiwan(《跨國灰姑娘:家務移工與台灣新富雇主》)。

  最後的這一輪蛻化,是返璞歸真的母語書寫。除了語言上的轉換,也包括文字與格式的修改。我希望這本書不只是透過學術論理說服人,並能呈現不同人群的生命故事來讓讀者感同身受。對我個人來說,寫這本書不是為了升等或版稅,而是為了完成我在過去的兩個約定。

  我在菲律賓社群中進行田野工作的期間,寫了一篇研討會論文,移工朋友偶然看到了抽印本,興奮地在教堂裡相互傳閱。我很懷疑她們是否有仔細閱讀其中的內容,只見到她們努力搜尋化名掩飾下的熟悉故事:?啊,這是我、這是我,那是在說你啦!?。坦白說,當時的我心情忐忑,不知道自己的詮釋與分析,是否適切地再現了她們的經驗。

  下星期天,我再到教堂去,一個菲律賓朋友把我拉到旁邊,遞給我厚厚一封信,裡面有五頁粉紅色的香水信紙,工整的字跡寫滿了她從出生長大、到各個國家幫傭的經驗。她握著我的手說:?我看到你的論文後,心裡很高興,我想,原來是有人把我們的經驗看成很重要的,所以,我要把我的人生全部寫下來,我希望別人知道我的故事。?

  當我對學術生涯心生倦怠時,我常常會想起這件事,想起那廉價的香水信紙中承載的寶貴心情,以及手掌交握時不言而說的約定。我不是信差。儘管我透過大量話語的直接引用,企圖讓主角發聲,然而本書呈現的生命故事必然經過我的擷取與重組。我比較像是翻譯者,希望透過書寫與詮釋,能夠讓她們的故事被看見與被了解。但願能夠透過社會學的透鏡,映現移工的生命紋理、結構困境,也讓台灣雇主與民眾看見自己。

  我仍然相信,如同二十歲時決定改唸社會系的自己所相信的,社會學的分析與文字可以幫助我們體察社會現實的運作、了解與我們不同的人群的命運,從而提供改變社會現狀的可能。但願這本書的寫作,多多少少實現了我和年少自己的另一個約定。
這本書從研究、寫作、出版到譯寫,經歷十年歲月。其間承受無數援手,也累積了許多人情債務。我在英文書裡致謝過的老師與同儕,這裡就不再重複,容我在這裡僅感謝台灣的朋友們。

  本書的最大功臣是我所訪問的眾多菲律賓、印尼與台灣女性,儘管我無法在此列出她們的名字。我希望這本書對於她們的經驗與處境做出公平適切的詮釋,雖然任何文字都無法生動再現這些由淚水、汗水與笑聲編織出來的生命故事。移工朋友帶給我的不只是研究的資料。田野過程中結識的這些勇敢女性,教導我如何用愛與信心面對人生的試煉,她們的熱情與堅忍,讓我躁動不安的靈魂得以變得溫暖和踏實。

  田野過程中,我感謝新事勞工中心的韋薇修女與林修女(Sister Ascension)大力相挺。其他的NGO團體,包括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特別感謝吳靜如)、希望職工中心、台北聖多福教堂、高雄海事中心也提供我觀察機會與意見交換。本書的版稅將捐贈給新事勞工中心與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兩個團體。

  回台灣進行後續研究的數年間,我得到許多優秀助理的接力協助。張婷菀與譚貞潔在第二階段的田野工作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羅融在訪談整理與資料彙集上提供莫大幫助,李慈穎是行政庶務上的能幹幫手,張蕙蘭與張昭雅則負責收集整理新聞資料,最後,鄭玉菁協助將英文書翻譯為中文初稿,提供我順暢改寫的基石。她們的勞動幫助這本書成形。

  書稿的屢次修改過程中,我受惠於許多人的意見,包括曾嬿芬、莊雅仲、吳鄭重、孫瑞穗、夏傳位,以及在<台灣社會季刊>、<台灣社會學>、<台灣社會學刊>投稿發表時的評審與主編。台大社研所的修課學生,我在中研院、清大、高醫、東海、世新等學校演講時的聽眾們,也都惠予刺激與想法。

  我感謝許多朋友協助介紹受訪者或者張羅相關資料:藍佩玲、洪儷倩、陳怡如、王淑津、陳昭如、陳偉智、黃于玲、陳怡伶、沈秀華、馬騰、林津如。也要謝謝夏曉鵑在多年前鼓勵我朝向此研究主題,陳志柔、湯志傑分享中研院的圖書資源。編輯與校對過程,承蒙行人出版社的賴奕璇與周易正的細心處理。

  本研究的物質基礎有賴以下單位的獎助:美國西北大學、蔣經國基金會、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的博士論文獎學金,中研院東南亞區域研究中心的田野研究補助,以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的研究計畫補助(91、92、93年度)。本書的英文版獲得國際亞洲學者會議(ICAS)頒發的社會科學最佳書籍獎(2006-2007)、美國社會學會的性/別研究年度傑出書籍獎(2007),我也一併感謝。

  我要藉此謝謝兩位引我入門的老師:謝國雄領我看見黑手社會學的勞動過程與甜美果實,陳東升勇於打破學術陋規,大力扶持年輕學者。台大社會系的同事,是最慷慨熱情的黃金組合,特別是曾嬿芬、蘇國賢、劉華真、吳嘉苓、林鶴玲、林國明等飯友,助我超脫學術界的孤獨囚牢。

  最後,僅以這本書獻給我的父母。我的母親王鶴,是台北農村家庭長大的女兒,她拉拔大我們一家五個小孩,沒有任何保母和女傭的幫忙。我的父親藍志青,在1949年的戰火中,意外搭上軍艦離開廣東家鄉,成為台灣島的政治移民。在冷戰的阻隔下,他沒有機會與家人團聚,直到四十年後,在母親的墳前潸然跪下。

  在飲水行走之間,我的父母默默地教我體會與珍惜人生的素樸簡單。駑鈍如我,直至近年方才聽見這無言旋律,仍然笨拙地學習吟唱。我但願這本書在政治的高亢、學術的中音之餘,也能傳遞生命的飽滿低音,在芝加哥的洗衣籃、馬尼拉的香水信紙之間悠悠迴盪。

 

詳細資料

  • ISBN:9789868485907
  • 叢書系列:Zoom In
  • 規格:平裝 / 400頁 / 16k菊 / 14.8 x 21 x 2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內容連載

第五章 灰姑娘的前後台

某次週日彌撒後,我跟Luisa及幾名菲律賓移工朋友到一家美式速食連鎖餐廳吃午餐,如同往常,店裡坐滿了一群群移工,在象徵全球資本主義的金色雙拱商標下,她們開心地吃著薯條和漢堡。在這個消費時段,只有少數的台灣顧客,空氣中流動著菲律賓的家鄉話、同鄉團聚的熱情興奮,與離開雇主管轄區的輕鬆自由。
我留意到Luisa帶了一個裝著衣服的袋子,隨口笑她一大早就忙著逛街購物。她搖頭,有點難為情的解釋:「不,這些是我回家時要換的衣服。我在外面時,想要看起來聰明、時髦。」Luisa輕撫著身上穿的象牙色絲質襯衫:「穿著這樣的衣服,我看起來像個企業經理(business manager)。」她指著袋子繼續說:「那些衣服,我在市場買的,只要台幣一百塊!穿著它們我就變成『管家經理』(house manager)。」
爽朗的幾聲大笑後,她的上揚嘴角化為苦澀的自嘲:「所以我回家前要換衣服、卸妝、把迷你裙換掉。我在家裡像個完全不同的人。你知道的,就像灰姑娘一樣!」

移工灰姑娘跨越的不只是菲律賓/印尼與台灣之間的國界,她們的遷移旅程也來回穿越多重的空間場域,包括雇主的家、城市的公共空間,休假時返回的家鄉,甚至透過電話與網路而連結出的虛擬空間。在這些多重的地理尺度中,空間不單純是固定的物質場域,而是透過人們認知與經驗時空關係的方式造就了空間的樣態。
同一個地理空間,對不同的居民來說,可能有截然不同的意義與功能。和雇主同住在一個屋簷下,家務移工在這個「家」中的位置卻是高度邊緣化的;工作與居住場所的合一,讓她們難以保有隱私空間。同樣是異鄉人,社會階層低的家務移工不像專業外派人員,可以享受外國人的特權優勢與「世界人」的尊貴身分,她們是全球城市中的底層階級,能夠使用的公共空間與社會資源非常有限。
社會學家高夫曼(Goffman 1959)用「前台」與「後台」的戲劇學比喻來理論化人們的日常互動模式。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有如演員,會持續因應不同的觀眾與情境,來維持自我的形象。而這樣的印象表演是有時空限制的,「前台」(front region)指的是有觀眾在場、進行特定表演的區域,在前台受到抑制的某些行為則出現在「後台」(backstage)。我認為這樣的概念非常適合用來闡明跨國灰姑娘在不同社會空間中的角色轉換與情境表演。我更進一步擴展高夫曼的概念來分析社會空間中無所不在的權力關係。從此觀點來看,人們如何刻畫空間界線、協商空間意義與再現空間樣態,構成了一處日常生活的鬥爭場域,雇主與移工雙方皆在其中展現權力的控制與抵抗。
跨國灰姑娘並非只留下玻璃鞋,等待王子來拯救她脫離苦難。家務移工利用商品、科技與其他人群的跨國流動,幫助她們重構社會空間。雖然空間可能成為施行勞動控制與族群隔離的工具,但空間也是移工們施展能動性的重要媒介。她們利用生活科技(尤其是行動電話),來鬆動工作上的時間與空間的侷限、經營跨越地理國度的人際網絡。她們將火車站、公園等城市公共空間轉化為聚會平台或暫時家園,在週日的集體現身中,用八卦當作抵抗武器,用消費建立自我培力。

會員評鑑

5
4人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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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則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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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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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2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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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4/19

民國80年間,台灣經濟快速發展,在社會環境與家庭生活模式轉變下,以往由台灣傳統家庭主婦所從事的家庭事務,例如洗衣、煮飯、照顧家中老幼、病人等家務,因為女性需外出工作增加家庭收入,而開始轉移並採取雇傭方式辦理,以解決職業婦女無法分身兼顧家務的問題。同時,也由於台灣經濟水平與國民所得略高於東南亞其他國家,適逢政府政策法令鬆綁、人力仲介業者導入與市場供需機制多方面因素聚集下,東南亞國籍的女性來台幫傭的情形愈來愈普遍。
相較於外籍勞工、漁工等男性外籍男性來台工作者,還有在台灣傳統產業(例如成衣、紡織、零件組裝等)工廠工作的外籍女工相比,外籍女傭的最大不同點在於她們的工作地點是僱主家庭,工作對象更是僱主家人,甚至大多是直接住在僱主家裡。這對台灣傳統家庭的衝擊,是遠大於其他外籍來台人士的。一般台籍或外籍「家務雇傭」大多有明顯的工作時間、地點、項目,但是東南亞國籍的女傭,卻有著非常不明確、糢糊的工作環境,也似乎沒有所謂的下班時間。同時,台灣女雇主也常以「家母長制」觀念或「在台監護人」的身份自居,對外籍女傭進行監管衣著、飲食、生活甚至對外交友的情況。此外,台灣傳統家庭當中,夫妻、婆媳、親子等家庭問題,更因為外籍女傭的加入,出現更複雜的關係。
基於台灣傳統與人為善,家和萬事興的觀念,台灣家庭對於外籍女傭的加入,大多會將其視同為家人。但是因為雇傭雙方國籍、文化的差異,使得這種家務雇傭關係,有著生活距離親近但社會距離遙遠的弔詭情形。雖然共同居住一個屋簷下,日常飲食息息相關,又有著近似家庭成員的關係,但彼此又存有明顯的地位差距及權力關係的不對稱,尤其以台灣雇主及其家人對東南亞國籍女傭最為明顯。
《跨國灰姑娘》一書,作者以童話故事「灰姑娘」,來比擬這些自東南亞到台灣工作的女傭。在由「後母」掌權的家庭中,任勞任怨的做著辛苦、卑微又低下的工作,但心裡仍對「舞會」等休閒生活抱持著強烈的憧憬。至於家庭成員的「壞姐姐們」雖沒有強勢支配、指使,但也同樣的限縮灰姑娘的各項權益。對於有愈來愈多來自東南亞到台灣工作的台灣社會,應該以更具包容、對等與關懷的心情,看待這些外籍女傭,台灣人更不要成為故事「灰姑娘」故事中的「後母」或「壞姐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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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2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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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7/04

「為什麼不回家呢?」已經喝完了杯中飲料的我,用手中的吸管翻攪著冰塊,美式速食店裡的冷氣開的有些強,我們都覺得有些冷,但是看著窗外那刺眼的陽光穿透了中山北路茂密的行道樹,放置在人行道上的金屬垃圾桶反射出火花似的光芒,想著那樣的陽光與溫度,決定繼續留在店裡。「回去?回去要作什麼?」說這話的時候,她拿出隨身攜帶的一張照片,照片上是兩間對比極強烈的屋子,又邊那棟有著高聳、刷得粉白的圍牆,呈三角形向上延伸的屋瓦下,是仿希臘的柱式建築,乍看之下還以為是哪個大戶人家的豪宅,而左邊的那間,則是最傳統的鄉下傳統建築,低矮的屋瓦,陳舊的牆面以及狹小的門,兩者放在一起極不協調,「左邊是我家,右邊的則是我在新加坡幫傭的表姊,這房子是她三年工作的成就之一,今天是這回來台灣的第17個月,從上個月開始我才還完仲介費,才有可能開始拿錢回家,我希望等到回家時,房子已經像表姊的那樣漂亮!」

已經來台灣工作兩次的Jessica,在母國可是小學老師,而坐在她身邊發呆的jennie則是國家銀行的職員,都是國家經濟不振的最直接受害者,她們不願讓家鄉的親友知道,有著國立大學學歷的她們竟然在國外從事著最低下的幫傭工作,諷刺的是,Jessica在這照顧著雇主的小孩,而她在家鄉也請了一個鄉下來的女孩幫忙照顧家庭!身兼雇主與聘僱工的雙重身份,並沒有對她造成太多困擾,因為她很清楚知道,這些年的辛勞付出,除了能夠扛起持家的重擔之外,更能讓女兒一路讀到大學畢業,這些辛苦,都是值得的。

其實Jessica有些話沒說,她之所以回不去的原因,除了母國經濟衰退、蕭條外,已經習慣海外相對於母國的「高收入」,且通常會養成的「多消費」習慣,以及回到家鄉時出於「愛面子」而過著近乎炫耀式的消費行為,原本計畫在海外辛苦工作多年以供從事小生意、買賣的計畫,遠遠難以達成。而三年的低技術工作,也使得她們原本具備的人力資本價值大大貶值,回國通常只能從最基層開始,諸多種種的不習慣與不適應,使她們漂泊於各個國家之間,而這個惡性循環並不僅存在自身,其子女從小耳濡目染父親或母親的境遇,還有受到良好教育所具備的外文能力,使得這樣的經驗將在兩代、甚至三代人之間複製、傳承著,終究造成了「移工家族」。

不知是否我倆都體會到這課題的嚴肅與感傷,覺得店內的冷氣好像又更強了,「走吧!出去外頭逛逛!」Jessica起身說道,每週日的寶貴休息時光也不應該是在如此的情緒中度過,我們決定,讓附近賣著家鄉商品的店家沖淡有些感傷的情緒,也許\在消費後帶來的感傷與空虛會更勝現在,但那也是之後再去煩惱的事情。推開了有些沈重的玻璃大門,午後的陽光,其實很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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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2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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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7/04

曾幾何時,作為台北繁榮、進步象徵門面的台北車站,已經成了外勞的聚集地,每到假日,台北車站東西南北四處的數個出口處,只見他們或者席地而坐,或者在地上鋪了報紙、帆布,就這麼吃喝、聊天了起來,愉快、幸福的笑容在臉上蕩漾著,自在、開心的笑聲在空間裡迴盪,對比於路過的台灣人緊繃的神情與皺起的眉頭,他們是懂得在生活中找尋小小幸福的快樂民族,吹著車站的免費冷氣,躲著台北盆地炙熱多雨的夏日,又有什麼地方,更適合這群來自他鄉的社會基層勞工呢?這個難得的休息日,他們用最省錢的方式,找到打發時間的方法。「你看,這些外勞把台北城的門面弄成什麼模樣,每一個來到台北城的人,只要看到這些外勞在這的模樣,一定會想,這地方到底是怎麼了?由此也可以看出,台鐵真的很爛,連自己的車站都管不好,你看看,那電扶梯髒成那樣,地下層昏暗的照明,都已經泛黃的磁磚,到底有沒有在管理阿?」某位台北市議員在台北車站對276名台灣旅客進行調查,有70%的人認為外勞在週日製造的噪音和混亂感覺「噁心」or「壞」,有90%的人認為這是「不良的次文化」,會影響到台北車站作為台北現代形象的象徵地標。

2007年10月,台北車站的牆壁依然泛黃,地下層的照明依然也很糟糕,但是已經看不到外勞的身影,假日的台北車站又重新回到了台灣人的手裡,不再是外勞的天下,改變的原因在於,台北城奢華、名貴象徵的百貨公司---微風廣場進駐了車站二樓商圈,而為了要讓台北車站的空間概念,從本來的人潮流逝轉變成人潮聚集,方能為微風台北車站帶來商機,因外勞佔據車站大廳所造成的龐大推力,勢必要有所改變,於是,在持續不斷的巡邏保全人員的驅離下,外勞的活動空間轉移至台北車站外面的空間,也許\有人會說,這樣仍然會影響他們去台北車站消費的意願阿,但是自從捷運台北車站通車後,還有多少人還會踏上台北車站外的地面呢?當然,事實的真相是,台北車站的地下一樓到二樓是微風廣場的經營範圍,站外並不是。

其實移工的聚集,絕對是1989年落成的新台北車站設計者從沒想過的,因為設計師當時的設計理念即是要強調車站的流動感,並預防無家可歸的遊民在此聚集,因此將車站最重要的等候區設計在地下樓層,這也就能解釋偌大的台北車站大廳,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是找不到任何一張可供休憩的座椅。設計師也許\是從台灣人的生活習慣去思考,認為只要沒有了座椅,有著充足的光線與廣大的空間,這些外在的環境因素即能將流浪漢排擠在外,但是沒有料到,10年之後在台灣出現的移工中,以13萬人位居首位的印尼人,有著席地而坐的習慣,「台灣人覺得這樣不好,坐地板很醜、很髒。不管他,我們習慣了。我們在印尼那邊,睡覺是地板、看電視是地板、吃東西在地板……在這裡(火車站),我們吃印尼菜、說印尼話、買印尼東西,好像我們在印尼,不是台灣。」

不似菲籍移工可以在中山北路的聖多福教堂一帶找到家鄉的感覺,伊斯蘭教禁止女性進入清真寺的律令,使得為數廣大的女性移工在寶貴的假日無處可去,相較於每週日固定放假的菲籍移工,強調「吃苦耐勞」、「放假少」的印尼移工,對於這座城市是很陌生的,於是台北車站的大廳,幾乎是她們的唯一去處,而40分鐘車程外的桃園後火車站,則是桃園工業區大批的男性移工假日的天堂,方便的鐵路交通,將兩座城市串起之時,也串連起不同國度之間,同樣寂寞的兩顆心。原本金華百貨經營的二樓商店街店面,則因與台鐵有著業務上的糾紛,得以讓經營外籍移工生意的店家得以進駐,移工能在這邊吃到家鄉口味的食物,看到家鄉的新聞、刊物,不需花錢又有冷氣吹,還可以藉機認識新朋友,有什麼地方比這更適合他們打發時光呢?因此台北車站成了許\多移工休假日的最佳去處,在微風廣場進駐前,在車站隨機受訪的外籍移工中,平均每週日花費5.8小時於火車站大廳。

今日的台北火車站已經看不到外勞聚集的蹤影,被趕出的外籍移工,如今何去何從也不是許\多台灣人所關心的,我們可能喜歡自己的城市有個地方被稱為「小菲律賓」、「緬甸街」,也會在每年的4月跑去台北縣的中和參加潑水節,但是那是初於我們想要去體驗異國風光的時候,有更多的人也許\還不能接受,這些有著深遂五官與暗沈膚色的異鄉人出現在住家附近,每天晚上台北市定點定時的垃圾收集點附近的家庭幫傭,以及每週日中山北路聖多福教堂一帶的外勞,又有多少人是沒有用歧視與鄙棄的眼,看著她們呢?我們其實一點都不關心這些為台灣奮鬥、努力的外籍移工,也不關心養育新台灣人的外籍配偶,幫他們貼標籤、污名化是人類對待其他族群最擅長的事,但我相信,只要經過長時間的教育與宣導,種族的議題終將消失,當台灣人已經能夠接受變性人成為電視娛樂節目的「天后」,出櫃的男同性戀作家在節目中暢談自己的專業與感情,有著悠久種族問題的美國能出個黑人總統,那還有什麼事情是不可能的?想當年,我也曾經用複雜的眼神,看著外籍移工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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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1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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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2/28

本書前半非常的沉重,你可以看到家務移工們出國幫傭的各式各樣理由。
其中不乏在母國從事高階工作的白領,僅僅是因為國家積弱不振,她們就得被迫出國從事受人歧視的工作。

更甚者,自許\為自由平等國家的我們,也在這場全球性的家務外包鏈中,扮演了種族歧視者的角色。
「外勞」與「外籍人士」這兩個詞所代表的就是完全不一樣的意義。
前者是膚色漆黑,下流低賤的低級人種,後者是來自富裕國家,淡膚色的專業白領。

當作者詢問到某些雇主:「與非家庭成員同住是否會不方便?」時,他們常如此說:
「不會啊,因為她會做隱形人!她一看人多,就會躲在廚房,躲在陽台,讓客人看不到她,她是well-disciplined。」
這是客人來的時候,那如果是你們家人在看電視呢?
也是一樣啊,她都躲在陽台,這真的是非常有教養的。
躲在陽台喔?
我們家陽台大大的,view又漂亮。

彷彿在我的眼前浮現一個口袋裡有兩個臭錢,對比自己地位低下的人毫無同理心,口沫橫飛、得意洋洋的表現自己沒有人性的一面的人!

在閱\讀的過程中,時而也為自己感到羞愧\,因為我也曾幾何時覺得外勞看起來怪可怕的!
不過我為自己辯解的理由是:有些外勞身上又髒又臭,又在公共場所大聲呼么\喝六的,換作是台灣人,我也怕!

好吧,這番辯解連我自己都說服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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