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批判平庸，為台灣呼喚領導力！
美國期中選舉，由於選民對歐巴馬政府不滿，民主黨因而遭到六十八年來的最嚴重挫敗。
民主黨慘敗之後，《洛杉磯時報》有一篇社論對歐巴馬的領導風格做出了針砭。該社論指出，歐巴馬乃是個「交易式的領袖風格」（Transactional Leadership），而不是「轉型式的領袖風格」（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它的意思是說，歐巴馬並不是沒做事，但他做事好像是做生意一樣的精打精算：這個要討好，那個不得罪，例如他推出的健保方案，討到了窮人的歡心，他在健保的執行上，他又向藥商及保險業者等示好放水，用舊式的說法，乃是他的改革非常的機會主義，顯得有點半生不熟的半調子。至於，「轉型式的領袖風格」則不然，這種領袖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有甚麼方向與目標，在方向的帶動下，他們的改革就會有較強的理想性，而歐巴馬的畏首畏尾，前後不一，其實已暴露出他的政客本質。選舉時，他信心滿滿高唱「改變」口號，好像是個改革政治家，美國選民也期待他是個改革政治家，但這場期中選舉下來，他那種改革政治家的光環已被打掉了。
因此，《洛杉磯時報》說他是「交易式的領袖風格」，而非「轉型式的領袖風格」，這對歐巴馬來說，乃是相當嚴重的指責，他擔不起「轉型」的重責大任。這時，我們已有必要去申論「轉型」這個概念了。
「轉型」這個詞，今天已成了全球在廣泛使用的時代關鍵字。如果我們稍做查考，即可發現這個詞乃是起源於一九八七年。當年「美國政治科學協會」（APSA）在芝加哥舉行年會，在該次會議上決定成立「生態及轉型政治小組」，該小組由美國大學教授費雪（Jeff Fishee）擔任召集人，美國名校許多位有關人文心理學、未來學、政治運動學者，以及生態可持續發展的研究者，還有電訊民主的專家都是重要成員。在該次會議後，「轉型政治」（Transformational Politics）這個名詞開始進入了當代政治思想及實際政治的日程表，「轉型」也因而成了時代性的關鍵字。
根據美國加州聖瑪莉學院政府研究教授伍爾波特（Stephen Woolpert）等人合著的《轉型政治學：理論、研究及實踐》一書所述，「轉型」這種概念乃是一種社會進化觀的顯露，從二十世紀最後二十年以來，人類社會已出現了巨大的結構性變化，人們的意識改變，已使得女性主義和生態環境主義興起，尤其是資訊科技和傳播媒介的發展，人們的主體認知增強，已使得人際互動更趨複雜，這些都是社會內容的改變，已使得既有的社會及政治文法應接不暇。就知識理論而言，這意謂著人類社會已到了「舊典範」（Old Paradigm）難以為繼，而「新典範」（New Paradigm）開始登場的時候了。
美國學者用「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的觀念，設定出「轉型」這種說法，在近當代政治學上乃是一個重大的觀念革命。因為「轉型」這種觀念乃是一種具有主體認知，有目標性和方向感的思惟方式，一個社會的型要往那邊去轉，這乃是一個社會重大的方向性決定，對該社會的領導階層乃是個至關重要的課題，這意謂著他們必須要有目的性的願景，而且還要有針對該願景去做出整體規劃的能力，而這種討論問題的方式，在西方，特別是美國可謂斷層已久。
近代西方，甚至全世界，由於都出現過許多政治狂人和災難，因而戰後的美國政治學遂開始不談領導的問題，只談民主，而且將民主絕對化，以為民主就可解決一切的領導問題。這種只談民主，不談領導的政治學，到了最後，它將一切都簡化成了民意。這種趨勢使得政治領袖們愈來愈不領導，任何人如果去談領導，很容易就被扣上是在鼓吹「強人人治」的帽子。
其實，早在民主政治發展之初，西方的理論家裡就已有人指出，民主誠可貴，但領導亦絕對不可廢，否則民主就只全讓「平庸」（Mediocrity）當道，早期的美國民主理論家裡，著名建築工程師克蘭穆（R. A. Cram, 1863-1916）即指出民主選舉當缺乏了有品質的領導，最後就會招致「平庸的報應」（The Nemesis of Mediocrity）。二十世紀這些民主理論家的觀點當然不一定對，但戰後政治學的只談民主不談領導，終於在一九八七年受到重要學者龐斯（Tames M. Burns）的注意，他發現到美國自從甘迺迪、馬丁路德．金恩之後，就再也沒有偉大的領袖型人物。他所謂的偉大，並不一定是要有甚麼豐功偉業，而是要替國家創造出新的可持續努力及分享的願景，他在一九七八年所著的《領導》一書裡，首次把「偉大」這個價值放進了政治領導人物的品質要求中。
戰後的政治學只談民主而不領導，除了政治學家本身有心理障礙，恐懼說領導會被誤認為是在鼓吹人治之外，這其實也和戰後的民意政治及媒體發展有關。戰後的社會發展加速，代表不同利益主張的民意日益蓬勃，特別是在一九六○和七○年代，社會的多元化加速，搞政治的人物顧得了這派民意就會得罪另一派民意，為了安全，遂養成一種「迴避」（Avoiding）的習性，那就是在各種民意眾訟來定時，就迴避掉問題，只有等到糾纏的民意自己理出了頭緒，才去做出選擇。在理論上這被稱為「社會過多元時的停滯不進」（Stagnation of Hyper-Pluralism），聰明的政客則是每天看著民意辦事，前總統柯林頓即是按民意辦事的翹楚，美國當代主要政論家喬．克萊恩（Joe Kleine）即評論曰：「 一個領導人只是跟著變動不居的民意辦事，這種是誰都會做，我們還要你做甚麼？」
政治人物畏懼和討好民意的現象，喬治柏森大學教授柯文（Tyler Cowen）則指出，一個成功的政客必須和通俗文化做觀眾注意力的競爭，因此他們主要的工作，乃是討好選民，讓他們感覺良好。於是只會做秀而不會做事的政治人物遂告出現，柯文教授甚至指出，在一個媒體緊密審視的社會，只會使得政治人物更加不誠實，他們只會討好公眾的胃口，以防止被罵。這種政治人物開始時胃了贏得選舉還會去冒著風險做出改革者的樣子，但當選後為了保住位子，就只求安全而去討好選民，已不可能去提出自己的願景。政治的大平庸遂告出現。
近當代政治學由於只談民主，不談領導，它造成了政治學的平庸化，而政治學的平庸化即現實政治平庸化的基礎，政治人物不再努力的殫精竭慮帶領國家創造新方向新共識，當時代的新問題出現，他們也無法去面對，如果我們回溯近代重大的方向性問題，如污染問題、生態環境問題，它們都是社區人民發動激烈的抵抗運動所致，而這些運動初起時政府體制都強力的加以打壓。這即是政治人物領導性喪失的證明。也正因為政治學已不談領導，所以近代的領導學遂由政治學這個領域被割讓出來給了企管學，到了現在，企管中的領導學已逐漸由企業領導升高到談政治的領導。
由近代政治學及實際政治中在領導問題上的棄權和墜落，我們已可注意到近代政治領袖人物的平庸化與墮落，其實是有原因的。當政治學家不對政治領袖的領導功能做要求，政治人物在這個媒體時代，當然犯不著去扮演可能得罪人的領導角色，寧願像個明星式的天王去做秀，討得民眾的掌聲與歡心。歐巴馬這個失敗的例子，它那種「交易式的領袖關係」，已顯露出他其實不過是個擅於媒體操作，會讓自己在人民掌聲中竄起的人物，但在實質上它對美國社會卻缺乏了願景，因而這邊要討好那邊也要討好，向個精打細算的小生意人，最後終於難免「從那裡竄起來，也在那裡摔下去」的命運。
也正因此，「轉型」這個概念的出現，對政治學、實務政治或領導學，可以說是具有重大的意義。一個社會要往那個方向轉，在轉型的過程中有甚麼新價值和新制度要建立，這乃是領袖人物不可辭卻的職責，「轉型」這個字，它的真實意義乃是要恢復政治領袖級人物早已忘記掉的領導職能啊！
根據以上所述，已可看出和社會都需要有能力有擔當的領導人物，在民主社會尤其如此。由近年來全球的變化，人們已看到太多平庸型的領導人物，他們缺乏遠見和能力，可以一時之間利用歷史所給予的機會而竄上舞台，但因為缺乏願景與能力，最後終於錯失了這樣的機會，因而耽擱掉了整個歷史的轉型進程，而台灣就是個很好的例證。
過去二十年，乃是台灣由威權過渡到自由民主的階段，就社會及政治發展的角度而言，這是個大轉型，要在轉型中超越過去的惡習和創傷不平，要在轉型中打造社會的新共識與新願景，而更重要的是要在轉型中建造出良好的民主法治文化，在這樣的過程中，社會雖然有自己的任務要完成，但最關鍵的角色無疑的仍在於政治領導人物的身上。
台灣過去二十年，乃是民主轉型的混亂二十年。第一波登場的領導危機乃是李登輝時代的整個領導群亂局。眾所週知國民黨乃是個高度封建性的政黨，封建性的人際關係和權力關係建構出，國民黨權力上層的省籍矛盾，台灣的一般人由於生活領域的相同，早已沒有了省籍矛盾的因素，但搞政治的人卻都不得不承認，它乃是國民黨上層政治的主軸。在李登輝時代，整個國民黨上層不斷分裂鬥爭，宛如古代宮廷鬥爭的現代版。當一群舊特權勢力集團，感覺到他們的權力受到威脅，而挾帶著群眾來掩護他們的失去權力的恐懼，這種由上層所發動的權力鬥爭，對一個社會的文化及政治發展遺害最大也最久，國民黨舊勢力的這種鬥爭，由新黨而親民黨，再到連宋鬥，一直延續到後來的馬王鬥，它成了台灣政治轉型失敗的主線。當整個當權的國民黨上層都耽於權鬥，政治轉型的有效領導又怎麼可能？
及至陳水扁主政，除了朝小野大的惡性鬥爭持續之外，陳水扁又再把過去那種被迫害妄想擴大，另一種的愛台灣民粹主義又被煽起，甚至成了貪腐有理，台灣政治轉型再次成為不可能。
而到了二○○八年國民黨再次政黨輪替上台，這個政府擅長媒體操作，但卻缺乏足夠的治理能力：「八八水災」即充分暴露出那個政府在當為之時而不為的平庸無能，而它在財經問題上又只會一逕偏向於資方，惡化了台灣貧富差距，而胡亂搞的許多花大錢做秀，實惡化了台灣的財政，迄至目前，台灣的國債已達台幣五兆，而隱藏性負債則達十三．三兆，這是何其可怕的情況。除了治理能力堪疑外，更值得注意的乃是這個政府已執政兩年半，但縱使到了今日，它還是動輒將問題推給前朝。這樣的風格又怎麼可能使人民對它有信心呢？
因此，台灣在過去二十年裡轉型轉得七七八八，歸根究柢，權力上層顯然要負擔很大的責任。這也是近來我的寫作主題之一，我深信政治評論者必須站在權力的對立面，只有站在這種位置上，對當權者進行評論，才可發揮監督警惕的作用，批評的功能等於是在為台灣呼喚領導力！我深信政治人物的天職，就是要對一個社會有願景，願景乃是一個社會共同福祉之所繫，政治人物如果怯於負責和領導，他是不夠資格坐在位子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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