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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回憶錄(平裝版)

余英時回憶錄(平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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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選書

「在沒有胡適的年代裡,至少我們還有余英時」

這部回憶錄具現這位最具影響力的華裔知識分子,從成長求學迄今的心路歷程,更直接呈現出中國現代史上變亂最劇烈的一段時期(從1937抗日直至今日)。 從而形塑生命中深沉與不斷思索的肌里,是當代難得一見的,最重要的學人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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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顏擇雅/如何閱讀余英時

    文/顏擇雅2022年11月15日

    說起余英時,人文愛好者幾乎眾口一聲,說他很重要,文筆也好。有一點卻鮮少有人提及,就是他作品難易差距極大,許多作品也不是為一般大眾而寫。我擔心有人先讀到他以學術同行為溝通對象的專論,讀不下去,就誤以為自己跟他無緣,所以特別挑出下面作品,都是中學程度就能看懂的。 最前面兩本,當然是 more
  • 顏擇雅/給台灣的最後建言──導讀余英時《人文與民主》

    文/顏擇雅,|,時報出版2022年08月02日

    新版《人文與民主》除了自序,收入的十一篇文章,七篇亦有收在台灣、香港的他種余英時文集,其餘四篇則是只此一家,別無分號。舊版沒有的〈從科學民主到人文民主〉,是我特別建議時報文化出版要在新版加入的。原因很簡單,這篇 2019年講詞算是2008年〈人文與民主〉講詞的延續。〈人文與民主〉又是19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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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第43屆金鼎獎圖書類「文學圖書獎」
◎第12屆香港書獎
◎第41次中小學生讀物


  從一九三七年抗日開始到今天,是中國現代史上變亂最劇烈的一段時期。我深切感到:如何將這一特殊歷史階段的重大變動在訪談稿中呈現出來,其意義遠大於追溯我個人生命史的發展。回憶錄因個人的處境互異而各有不同,這是不可避免的。我一生都在研究和教學中渡過,因此回憶也只能騁馳在學術、思想和文化的領域之內。不用說,我所經歷的世變也是通過這一特殊領域得來的。我希望我的回憶對於這一段歷史流變的認識稍有所助。同時我也相信,一定會有和我同代的其他學人,以不同方式留下他們的回憶。這樣的回憶越多越好,可以互證所同、互校所異。出版這部「回憶錄」的另一動機:拋磚引玉,激起更多學人追憶往事的興趣。如果允許我再有一個奢望,我想說:我在《回憶錄》中所記述的個人學思歷程,無論得失如何,也許可以獻給新一代求學的朋友們,作為一種參考。——余英時

  全球華人引領翹望,期待已久的鉅作,《余英時回憶錄》終於問世了。余英時教授不但是中央研究院院士,第一屆唐獎得主,更曾在2006年獲美國克魯格學術獎肯定,可謂聲蜚國際。更重要的,他多年堅持反共、平反六四的立場,從不受各種利誘而動搖,遙居人格者高位。這部回憶錄具現他從成長求學迄今的心路歷程,以及轉折,與時代變亂相綰繫,從而形塑生命中深沉與不斷思索的肌里,是當代難得一見的,最重要的學人心史。從訪談到成書,歷十二寒暑,成書之不易與下筆之慎重,可見一斑。

  在一個缺乏理想和理念的年代,《余英時回憶錄》的問世,不啻暮鼓晨鐘,發人省思。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余英時


  祖籍安徽潛山,1930年生。燕京大學肄業,香港新亞學院第一屆畢業,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曾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和當代漢學泰斗楊聯陞。1974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歷任哈佛大學教授、香港新亞學院校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2001年6月自普林斯頓大學校聘講座教授榮退。

  2006年獲得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第一屆唐獎得主。著有《歷史與思想》(1976)、《論戴震與章學誠》(1976)、《紅樓夢的兩個世界》(1978)、《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1980)、《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1984)、《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1987)、《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1987)、《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1995)、《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1998)、《朱熹的歷史世界》(2003)、《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2004)、  《中國文化史通釋》(2010)、《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2011)、《方以智晚節考》(2012)、《論天人之際》(2014)等多種。
 
 

目錄

序  從「訪談錄」到「回憶錄」

第一章 安徽潛山的鄉村生活
一、潛山九年
二、文字禍  
三、五四運動的性質  

第二章 共產主義與抗日戰爭
一、我認識共產主義的過程  
二、抗日戰爭的背景  

第三章 中正大學和燕京大學
一、入讀東北中正大學  
二、北平閒居  
三、上海行
四、燕京見聞  
五、燕大學人  
六、「入團」經過  

第四章 香港與新亞書院
一、轉學新亞書院  
初入錢門  
師生之情  
唐君毅先生與新儒家的興起  
二、校外求知  
三、自由知識人的政治文化動態  
香港流行的反共刊物  
《人生》與《自由陣線》 
友聯集團及其創建人  
友聯的規模與影響  
《祖國周刊》的獨特作用  
尾聲  

第五章 美國哈佛大學
一、初訪哈佛  
哈佛燕京學社的接待  
「一見如故」的邢慕寰  
「訪問」一年的工作回顧  
向楊聯陞先生問學  
旁聽三門課  
帕森斯的「社群系統」  
布林頓的歐洲近代思想史  
基爾莫的「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  
二、攻讀博士學位  
賽門的羅馬史  
懷特的歷史哲學
佛烈德里治的古代政治思想史  
費正清的專題研究課  
日文專修  
追隨基爾莫讀文藝復興  
博士論文  
三、中國人文學者在哈佛的歷史發展  
第一階段:中國現代人文研究的開端  
第二階段:「商量舊學‧涵養新知」  
第三階段:全新的轉向  
高友工的「為己」之學  
張光直:友誼與論學的反思  
新階段的特徵  
 

序 
從「訪談錄」到「回憶錄」  ⊙余英時
 
  這部<<回憶錄>>並不是我自己最先發願撰寫的。它的起源有一段曲折的歷程,必須先交代出來。
 
  二〇〇七年深秋,廣州李懷宇先生初訪美國,即到普林斯頓來訪問我。這是我們事先在電話中約定的。他告訴我,他早已讀過我的文字,一直希望有機會和我作較長時間的談話。那時他還是報刊記者,以訪問學術和文化界的前輩,著稱於世。他的多種訪談論集已廣為流行。見面之後,他立即向我提出一個請求:希望我能多給他幾天的時間,使他可以對我進行比較詳盡的訪問。他的理由是很充分的:一方面,我不去中國大陸從事教學或研究工作,他沒有見到我的機會;另一方面,他這趟訪美是一次極為難得的機遇,重遊則渺不可期。他的敬業精神和懇切的態度深深感動了我,於是我一諾無辭答應了下來。
 
  懷宇訪問我不止一次。第一次我們好像談了三、四天,每天他來我家,盤桓大約四、五小時,把我們之間的問答和討論都一一錄音保存了起來,以備回國後整理。接著他和其他華裔學人有約,便離開普林斯頓去訪問他們。由於訪問的對象都是我認識的朋友,他在訪問中自然而然地和他們談論到我,因而收集到更多的關於我的資料。所以訪問告一段落之後,他又重來普林斯頓,要我對他新獲的資料加以印證。我已記不清楚他先後來過普林斯頓多少次,但他在訪問歷程中所表現的嚴肅和認真,大致如此。
 
  其次,我要談談我們對話的範圍和主要內涵。最初我假定懷宇大概關注的是我對大陸現狀和未來可能發展的看法。不料他一開始便從我的童年問起,然後順著時序,一路追詢到眼前。但是訪談並不是一問一答那樣簡單和直接,遇到人物和事件,他覺得如須進一步澄清的,懷宇便停下來從各種角度提出問題,逼著我從記憶深處窮源竟流,重構往事,然後再展開討論,直到我們都感到滿意為止。我們在這一方面所費去的時間往往超過一般的問答。但我也必須指出,懷宇的窮究不捨對於我記憶力的恢復發生了意想不到的重大作用:許多久已忘懷的事竟都在這種窮究過程中復活了。
 
  第一天訪談下來,我已明確地意識到:我們所做的是一種「口述歷史」(“Oral history”)。我一向沒有寫自傳的願望;當時口述歷史雖很流行,對我也不曾有過吸引力,但感於懷宇的滿腔熱忱和充分準備,我終不忍掃他遠來之興,別提他議。而且我原想到,趁這個機會為自己留下一部比較可靠的生命紀錄,也未嘗不是一件有意義的事,至於是否公之於世,則不妨留待將來再行斟酌。
 
  最後我要鄭重介紹一下訪談所寫成的文本。懷宇回到廣州以後,開始根據錄音撰寫「談話錄」。但他不是僅僅把我的口述錄音轉化為文字而已。事實上,他先做了許多擴大材料的工作,包括廣泛閱讀我和師友輩的撰述,因為其中往往保存了有關我的往事記載。在這一擴大的基址上,他建立起一個比較廣闊的歷史脈絡,然後才將我的「談話」順理成章地安排在內,因此讀來如行雲流水,暢通無阻。
 
  懷宇先後寫過兩個「談話」稿本。第一稿分上、下兩篇:上篇十章,大約十二、三萬字,主要是我的口述紀錄:下篇是他自撰的<<小書齋雜記>>,分為二十個小題目,根據「談話錄」和其他相關資料,對我個人作比較親切的介紹,大約也有六、七萬字。我們之間本有一個約定:訪談稿必須經過我審閱和改過之後才能進一步考慮是否出版以及如何出版的問題。所以他初稿寫成之後,立即如約寄來。但我當時正忙於著述,無暇全力及此。為了不讓懷宇久等,我將增改的前面三章先寄還給他,請他斟酌。不料我的增改引起了他重寫全稿的興趣,竟將口述部份擴大成二十章,比初稿詳盡多了。他希望我將全稿增改以後,再由他整理一過,寫成定本。

  但這時我對這部談話錄究竟應該怎樣處理的問題,感到有鄭重思考的必要。我的主要考慮是這樣:如果依照懷宇的計劃,他最後寫出來的將是一部翔實而生動的「口述自傳」,書稿既化去如此巨大功力,而且又已獲得允晨文化公司的熱心支持,完成之後自不能置之高閣,緊接著的下一步當然是印成專書。問題便恰恰發生在這裡。上面已提到,我從來無意寫自傳,因為自傳必然以自我的個人生活和思想為敘事的核心。這是我想極力避免的,一再思慮之後:我想到另一種敘事方式:將原稿的「口述自傳」體改變為「回憶錄」體。換句話說,這是將訪談的重點從我個人的生活和思想轉換為七、八十年來我個人所經歷的世變。
 
  從一九三七年抗日開始──也是這部訪談稿的開始——到今天,是中國現代史上變亂最劇烈的一段時期。我深切感到:如何將這一特殊歷史階段的重大變動在訪談稿中呈現出來,其意義遠大於追溯我個人生命史的發展。懷宇的第二稿已提供了一切基本的原始史料,我祇要轉移重點,再補充一些訪談所未及的細節,便可以將「口述自傳」改換成我構想中的「回憶錄」了。懷宇非常大度地同意了我關於轉化重點的提議,於是我才開始這部「回憶錄」的撰述。但是我必須鄭重聲明:「回憶錄」既同樣建立在懷宇第二稿的基礎之上,它當然也必須包羅在「口述自傳」的範疇之內。所以追究到最後,「回憶錄」和「口述自傳」之間祇能理解為部份與整體的關係,前者是後者的一個組成部份。
 
  回憶錄因個人的處境互異而各有不同,這是不可避免的。我一生都在研究和教學中渡過,因此回憶也只能騁馳在學術、思想和文化的領域之內,不用說,我所經歷的世變也是通過這一特殊領域得來的。我希望我的回憶對於這一段歷史流變的認識稍有所助。同時我也相信,一定會有和我同代的其他學人,以不同方式留下他們的回憶。這樣的回憶越多越好,可以互證所同、互校所異。讓我舉一個有趣的例子。蒯因(Willard V.O.Quine,1908-2000)和懷特(Morton White, 1917-2016)同是哈佛大學哲學系教授,不但共事二十多年,而且思路一致。兩人晚年各寫了一部自傳,前者是<<我的一生>>(<
 

詳細資料

  • ISBN:9789869677738
  • 叢書系列:允晨叢刊
  • 規格:平裝 / 232頁 / 15 x 21 x 1.6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內容連載

第一章 安徽潛山的鄉村生活
 
一、潛山九年
 
一九三○年,我在天津出生,而我的籍貫卻是安徽潛山。不過我的籍貫不是掛名的,因為我後來在潛山故鄉住了九年( 一九三七—一九四六)。為了說明為甚麼會在鄉間住了這樣長的時間,我必須交代一下家世背景。這要從先父(諱協中,一八九九—一九八○)一代說起。
 
根據我家的家譜,余家早在潛山縣官莊鄉落戶,但余氏一族中在明清以來都沒有產出過舉人、進士,因此都守在鄉間,沒有遷移到大城市中去。我的祖父好像是一位秀才,但沒有更高的功名,仍然鼓勵四個兒子讀書,只有我父親因為是最小的兒子,才獲得較好的機會。但父親生在清末,已無科舉可考,只能爭取接受現代新式教育。因此先後在安慶、南京、北京讀中學以至大學,最後從燕京大學歷史系畢業。當時畢業論文是〈劉知幾之史學〉,由陳垣(援庵)教授指導寫成。但他對歐洲史、美國史興趣更大,所以一九二六至一九二八年在美國考爾格大學(Colgate College)和哈佛大學都是讀美國史。我家是中小地主,每年收租還不夠開銷,我父親上學和留學是靠借錢和出賣部份田地才辦得到的。他只在美國讀了兩年,取得碩士學位便回國了。回國以後第一件事便是工作還債。一九二九年他繼蔣廷黻出任天津南開大學歷史系主任,本來是有意長任下去,不幸我母親因生下我而逝世,這對我父親的打擊太大,一年以後便離開天津了。
 
以後我記得隨父親先後住過南京和開封。父親便在資源委員會擔任過專門委員之職,研究美國史與國際關係,這是在南京的時期。抗戰前幾年,父親的好友蕭一山在開封河南大學擔任文學院長,邀請他做文史系主任,當時范文瀾也在系中,他們認識,不過不算有深交。所以我的記憶中有不少關於開封和河南大學的片斷。一九三七年七七抗戰開始,我記得一家人乘鐵皮火車從開封到南京,再坐輪船到安慶,在安慶住到年尾,日本軍隊已威脅到我們的生存了,這樣便回到潛山的故鄉官莊。我有系統的記憶便是從這時開始的,以後的事有些至今猶如在眼前一樣。我說這一段故事,表示我父親這一代才離鄉外出,但根還在故鄉,遇到戰爭的危機,父親決定把家人送回鄉下。不過父親跟政府遷去重慶,我是和伯父、伯母一起回鄉的。如果父親、伯父這一代或更上幾代早就移居大城市,我便沒有機會回鄉了。

會員評鑑

5
13人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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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則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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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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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5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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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4/16
我對余英時教授所知不深,只知道,他是一位非常傑出的歷史學家,是中研院院士,師事錢穆,一生反共。他的著作等身,但我之前也只讀過《歷史與思想》,那是一部精彩又充滿哲思的論文集,非常值得一讀。他於2021年辭世之後,我一直惦著,要把他重要的著作都找出來讀一讀,但生性疏懶,想讀的書又太多,一晃眼,也就這麼過了四年。最近,終於把他生前的最後一本書《余英時回憶錄》讀完,再想到最近的時事,不免有些許感觸。

余教授聰敏早慧,13歲時,他見到駐紮在家鄉安徽潛山的部隊腐敗,營長杜進庭貪贓枉法,欺壓百姓,他一怒之下竟寫了一篇很長的狀子,想向政府控訴營長的種種罪行。這份狀子寫完之後就擱在桌上,想不到被一名士兵發現,通報營長,營長閱後大為驚恐,不相信這份狀子是出自孩童之手。當時余英時恰好離家數日,免遭逮捕,鄰人拼命向營長解釋,但營長還是半信半疑,甚且說道,如果這狀子是鄉紳共同寫就,他反正活不成了,一定要大開殺戒,把相關人等全部槍斃。數日後,余英時返鄉,家人知道他闖禍了,趕快再把他送到友人家躲避。

余英時回憶這段往事時說,讓他避居的友人年已四十多,當晚接待他時,開口便說:「我因為你年紀小,一直把你當孩子。但你做了這件事,你已經成人了。從此以後,我要另眼相待了。」而余英時自況,「一夜之間我忽然失去了天真的童年,而進入了成人的世界。這一轉變並非來自我自己,而是我周邊的人強加於我的。」

這段故事,我讀起來津津有味,也尋思13歲之際的自己,究竟都在幹些什麼事?雖然,每個半大不小的孩子,心中可能總會有些超越常人的想法,但看到不平之事,敢秉筆直書,且勁道力透紙背,能讓亂臣賊子懼,這樣的刀筆功力,絕非凡人所及。

書中也提到他與共產主義接觸、交手的經驗。這段故事,我也覺得非常值得一讀。

坊間流傳一段話:「30歲之前不是左派,此人一定沒有靈魂;30歲之後還是左派,此人必定沒有腦子。」這段話雖然酸到骨子裡,但卻極有道理。因為,絕大多數的年輕人,都身無恆產,但卻有遠大的理想,所以,他們當然會嚮往著烏托邦式的太平盛世與均富的生活環境,也反對一切的階級壓迫與剝削。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左派思想自然很容易打動人心。

但是,等到年輕人胼手胝足努力打拼了半世紀,好不容易累積了一些個人財富,這時,若再跟他討論左派思想,研究開徵富人稅的可能性,他們大概都產生強烈的排斥感。財富自由的他們,此時可能會反過頭來擁護艾茵.蘭德(Ayn Rand)的客觀主義(Objectivism),認為物競天擇、弱肉強食、適者生存才是社會常態,不努力付出的窮人,沒資格要求從辛勤的富翁手中分去一杯羹。

所以,是年長者背棄了年輕時的理想?還是年輕人經過歲月的洗禮後,變得務實了?這其實是很值得玩味的問題,但不可諱言,左派思潮、共產主義等觀念,對於一心追求進步思想的年輕人,還是很具有吸引力的。包括余英時在內,他都承認自己年輕時曾經對共產主義打從心底產生出一股狂熱。

那時,他在燕京大學就讀,曾被人鼓吹申請加入共產黨外團組織「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他說,他原本沒想加入,但被人極力拉攏,不免有些自我陶醉的虛榮感。申請加入後,竟因此而在精神上發生了變異,變得像是感染了一種宗教式的狂熱情緒,另一表現出來的徵狀則是「左傾幼稚病」。

他自述,當時的他如飲狂泉,完全無法自制,不但失去理性,而且人性也已歪曲得所剩無已。後來他才意識到,人心中深藏著種種邪惡,一旦釋放出來,整個人一定會被吞噬掉。

對照余英時的自省,想想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紅衛兵,其如同著魔似的殺紅了眼,那種病態,豈非也像是「感染了一種宗教式的狂熱情緒」?再回頭看看台灣社會的現況,這樣的風景,不也是依稀可見?

共產主義為何能在中國落地生根?余英時分析,以儒家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思想發生了接引作用,使清末知識分子容易接受共產主義意識。首先,儒家特別注重「均」的觀念,不患寡而患不均,這一種反「兼併」的傳統一直延續到後來,就變成了共產思想。另一是關於「公」與「私」的尖銳對比,既然連國父孫中山先生都主張「天下為公」了,所以,中國知識分子選擇相信共產主義可以作為「救亡」的藥方時,也是因為誤認這和傳統觀念的「均」、「公」等價值相近。

但中國社會、政治在實施共產主義數十年後,也為這一選擇付出了最可怕的代價。余英時沉痛的指出,經過政治實驗,發現這是大錯之後,中國大陸不得不走回頭路。於是,市場制度、私有財產、階級分化等都回來了,但卻是出於不正當、不文明、不合法的方式,以致腐敗貪污竟成為這一畸形社會的內在特色。

余英時更稱,以「國際主義」為號召的共產革命運動,最後竟靠民族主義的動力來完成,這是歷史的一大弔詭。

他對共產體制的觀察可謂一針見血。

他也為「五四」 運動的精神重新定位。

在我們這些後人眼中,1919年的五四運動,其實像個神話。都知道「德先生」、「賽先生」的觀念是在此際傳達出來的,爭民主、爭自由、白話文運動也是由此興起。但更多人認為,愛國運動,甚至引發後來的共產主義在中國生根茁壯,也是源出於五四運動中的愛國主義。但因為我們都沒有身歷其境,所以,究竟哪一說才是真正?卻眾說紛云了。

余英時認為,我們不應在想像中過分誇大「五四」的作用,以為「五四」發生以後整個中國的精神面貌便立即煥然一新。他認為,中國知識分子針對外國強權侵略而爆發的「愛國」運動早始晚清,何須等到1919年?如果「五四」的意義僅在於「愛國」,它和以前的許多同類的運動,如1895年的「公車上書」又有何區別?「愛國」是十九世紀下葉以來中國知識人的共同情操,而不是「五四」所獨有的特色。而當時的青年,對國民黨的貪污無能普遍地不滿足,但除了地下黨員外,很少學生認同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他們所信奉的主要還是「五四」以來的民主、自由、寬容、平等之類的普世價值。

回顧「五四」,余英時認為,「民主」和「科學」是最重要的遺產,但他也喟嘆,「科學」在中國主要表現為「科技」,是「藝」而非「道」,為真理的科學精神尚未充分建立。「民主」的地位則是「尊」而不「親」,甚至還時時有取消國籍,遣返西方的呼聲。所以,他才深有所感,「五四尚未完成」。

余英時一生反共,但他畢生研究的範圍都是中國歷史,看似矛盾,其實不然。他說,「我不能認同的是極權政治,不是大陸的學術界,更不是個別學人。」對他而言,「自由」是現代社會和個人所不能或缺的中心價值。共產主義下的中國,沒有民主、沒有自由,自然是他堅決所反對的。

哲人已遠,但我也不免懷想,如果余英時還在世,他看到現今的台灣,會有什麼評價?台灣之於共產中國,向來最驕傲之處就是擁有民主與自由,但近年來,在高舉反共大旗下,所有背離執政當道主軸的思想與論點,一律都被貼上「中共同路人」、「在地協力者」或「認知作戰」的標籤。在立場先行的態度下,自由討論與交換意見的空間愈來愈小,寒蟬與沉默螺旋效應益發明顯,這難道不是另一種麥卡錫主義的借屍還魂?

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余英時教授會有這樣的喟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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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2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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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8/21

在這本書中,我最感深刻啟發的有幾個部分:

一、 對於現實世界的體會,必須「在生活經驗中實證感受」。余英時先生論及自己的共產主義的理解,乃是從自己的農村生活經歷、對於親友的觀察、對當時社會現象的觀察,進而得出自己的判斷。
二、 對於自身的精神有著深刻的覺察。余英時先生曾提及自己在燕大時期,「入團」的經驗曾讓他「在精神上產生產大的變異」,一是宗教式的狂勢情緒,一則是左傾右稚病。他自省到「人心中深藏著種種邪惡,一旦釋放出來,整個人一定會被吞蝕掉」。這段話對我撼動甚深,一切的信仰與主義,都必須不斷從多元與對立的觀點進行考察,否則即陷入宗教狂熱與幼稚而不自知。
三、 對於學習,不斷在「瞭解自己」與「確認方向」中,找尋對自己最有幫助學習對象。書中余英時先生歷敘自己在大學、香港新亞書院,以至於哈佛大學的學習歷程,余先生在問學研究之際,不斷確認著自己的研究方向,並從新的接觸與理解中進一步找尋到研究的進程。「認識自己」與「掌控學習方向」是密不可分的關係,若無對自我時時的深刻省察,覺察自身的興趣與不足之處,學習便無明確的研究重點,亦無從開展出自身的思想進路。

  在此書中,可以看到余英時先生的史家精神,但凡提出一項觀點與主張,皆是鋪墊於縝密的史料論據之上。有憑有據之論述,並細加爬梳自我思考與理解的進程,最後方提出自身的理解觀點。在如今浮淺主觀論述充斥的年代,余先生的文字,具備一種對於真理的尊重與力量。如能跟隨余先生的思考進路閱讀此書,當可有更加深密周嚴的思考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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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3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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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03

余英時是一個常聽到卻很陌生的名字,本書對於不認識他的讀者來說,仍是一本非常精采的書籍。大時代裡的偶然與必然,學者鍊成過程、思想詰問,那是一個辛苦的時代,但也可能是非常美好的時光。全書裡面所提的人物我幾乎都沒聽過,但讀來相當流暢,敬佩余先生也敬佩出版社,做了一本非常好看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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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1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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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4/20

能不能再出版印刷一些精装《余英時回忆录》,现在买不到精装版,只有平装的在卖。想买精装的,请出版社再制作销售一些,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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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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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4/10
劇透警告

余英時,史學大師,中研院院士。本書是他的回憶錄,不稱為自傳是作者並無以自身觀點出發做完整記錄的打算,僅是將從小到大所見所聞,重點回憶,並且偏在學術歷程,讀者可以以輕鬆的角度閱讀本書,了解那段歷史的流變。

作者生長於民國早期,是一個與戰亂比鄰的年代,也是一個西學東漸,有志於學者可以盡情孺慕大師風采的年代。帝制方瓦解未久,中國社會正需要各種多彩的學說,填補帝國所留下的斷垣殘壁。民主、科學、自由主義、共產主義等等,多方論戰,似乎可以靠言論自由的市場,為中國找出一條新的生路,那個時候的知識份子,或許都是這麼想的…

我很羨慕作者所描述的,那個在學術殿堂暢所欲言的情景,跟志同道合者同聲一氣,跟不同觀點者筆尖論戰,縱橫捭闔,快意恩仇。那是我夢想中的學術之道,也是一代大師所曾經走過的路。

現在台灣的現況,如果有學生表明想要進入歷史系,免不了跟父母一場家庭革命,被老師苦苦勸服。因為以他們的人生歷程觀之,歷史本來就是捧不住的飯碗,何不讀個賺錢的科系?觀點不同,沒有對錯。但與其我在這來空談人文素養,不如親讀本書,或許會有一番不同感受。

上次閱讀類似題材,是齊邦媛的《巨流河》,該書對情節描述較為詳細,可以當成小說閱讀也不失樂趣。這本回憶錄相對則是摘要記述,兩本書互相對照,戰亂時代學人的剪影,或可略知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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