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與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

再版導讀　宏觀的疾病文明史　李尚仁
導讀　古往今來話傳染病史　陳建仁
 
緣起　史學家的漏網之魚
第1章　狩獵族群的行蹤
第2章　古文明世界的疾苦
第3章　歐亞疾病大鎔爐
第4章　蒙古帝國打通路徑
第5章　闖入美洲新世界　
第6章　近代醫學大放異彩
 
附錄　中國流行病史
作者誌謝
名詞注釋

序

史學家忽略了傳染病

　　「從未遇過的傳染病襲擊人類族群時，會發生的慘劇」這類重大事件，歐洲歷史確實記錄了幾樁。十四世紀的黑死病可以算是最主要的代表，其次是十九世紀的霍亂大流行，後者破壞性雖然沒有那麼大，但卻是比較近代且記載較完備的案例。然而，歷史學家從來不把這些案例，視作重大傳染病暴發這種大型事件，因為這類與新疾病慘烈交手的早期案例，被深深的埋藏在過去，那時的紀錄殘缺不全，使得事件的規模和意義都輕易的遭到後人忽略。

　　在評鑑古代典籍時，史學家自然會受限於他們個人對傳染病的體驗。由於現代人已歷經過各種疾病，對於許多熟悉的傳染病，都練就出相當程度的免疫力，因此總能很快的鎮壓住一般的疫病流行；訓練有素的史學家，生活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不由得會把疫病造成重大傷亡的所有論點，都當成誇大之辭。

　　事實上，從前的史學家之所以沒能適度看重這整個主題，基本原因是在於他們不了解「疾病在普遍具有罹病經驗的族群中暴發流行」與「同樣的疾病在缺乏免疫力的族群中蔓延」間的重大差別。史學家若預設在現代醫學出現之前，所有傳染病的模式，都和歐洲地區的傳染病模式大同小異，那麼疫病流行自然就沒什麼好提的，因此，史學家也傾向採用隨興的方式，把這類資料輕描淡寫過去，正如我在柯爾特斯的勝利中所閱讀到的一樣。

　　於是，流行病史成為古文物研究者的領地，他們興致勃勃的抄抄寫寫，記下一堆基本上沒什麼意義的數據，就只因為這些資料剛好就在手邊。不過，還是有黑死病以及其他幾個流行病例，都是在軍營內突然暴發疫病，因而扭轉了軍情，有時甚至決定了戰爭的勝敗。像這類插曲當然不可能遭人遺忘，但是它們所帶有的不可預測性，卻令史學家深感不自在。我們都希望人類歷史的軌跡有理可循，而史學家為了迎合大眾需求，通常也特別強調歷史中可計算、可定義而且多半也能控制的因素。然而，當疫病在戰時（或和平時期）成為決定歷史的關鍵因子時，這份解析歷史的努力恐怕徒勞無功。因此史學家總是低調處理這類重要的疫病事件。

　　當然，有一些圈外人會扮演提出異議的角色，例如美國細菌學家靳塞（Hans Zinsser），蒐集了一堆足以說明疾病的確舉足輕重的例子。因此，靳塞那本讀來令人津津有味的著作《老鼠、蝨子與歷史》（Rats, Lice and History）中，指出斑疹傷寒大流行，如何經常破壞國王與武士的錦囊妙計。

　　但這類書籍並未嘗試把疾病史擺進人類歷史中更重大的場景。這類書籍和其他書籍一樣，還是把偶爾暴發的疫病慘案，視為突發且無法預期的事件，這在本質上已超出史學詮釋的範圍，因此無法引起詮釋歷史的專業歷史學者的興趣。

　　本書藉由揭示各種疾病傳播的模式如何影響遠古與現代人類的歷史，想把流行病史帶入歷史詮釋的領域。我所做的諸多猜測及推論都仍在試探階段。我提出的這些論點，還有待精通各種難懂語言的專家，細心審視經典古籍，來加以確認或是糾正。像這類的學院派研究工作，往往需要寫成論文，做為「箭靶」，看是否經得起考驗。我提出的想法和猜測，應該合乎上述的要求，同時還能吸引讀者的注意力，使他們關心人類歷史諸多舊觀念之間所存在的重要鴻溝。

　　除了我必須提出的細節內容外，想必大家都會認同「進一步了解人類社群在自然平衡中不斷變遷的地位」，應該成為我們解析歷史的一部分，而且也沒有人能懷疑，傳染病在過去及現在都扮演關鍵性的角色。
再版導讀

宏觀的疾病文明史

李尚仁／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長年任教於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加拿大裔歷史學者麥克尼爾 （William H. McNeill），於2016年7月8日以九十八歲高齡逝世。他的經典名著《瘟疫與人》中譯本在同一年度再版，可說是台灣對這位重要歷史學者極佳的致敬與紀念。麥克尼爾被視為是目前十分熱門的「世界史」（world history）研究領域的先驅，成名作是出版於1963年的《西方的興起》，該書的主標題或許會讓人以為麥克尼爾談的是「西方」的歷史，其實他討論的是數千年來人類各種文明的互動，以及西方如何於短短五百年間在此過程中興起。麥克尼爾另一本世界史名著是1982年出版的《權力的追求》（The Pursuit of Power），討論軍事與科技如何影響權力關係與人類社會。
《瘟疫與人》的內容更廣泛、企圖心也更大。表面看來該書探討的是疾病史，而此類研究早已有之，畢竟傳染病的暴發常會對歷史有重大影響。例如斑疹傷寒對遠征俄國的拿破崙大軍造成巨大傷害，或是中世紀晚期的瘟疫對歐洲封建制度的衝擊。然而，《瘟疫與人》處理的範圍遠超過個別事件、疫情與疾病，而企圖討論史前時期直到現代疾病如何影響人類的歷史。

　　 簡潔原理看疾病史

　　儘管涉及的範圍龐大，《瘟疫與人》的基本解釋原理卻相當簡單，它建立於簡單的免疫學與疾病地理學觀念。簡而言之，人群接觸到來自不同環境的新病原時，常會因為缺乏免疫力而導致嚴重疫情與大量死亡。這種接觸可能是因為人群遷徙到新的環境，也可能是外來的人群或病媒將新的病原引入。接觸過微生物而仍存活者，則會產生一定的免疫力，當病原與免疫力達成平衡後，該疾病往往成為當地的風土病，尤其是兒童疾病，其殺傷力大減。

　　溫暖潮濕的熱帶森林，致病微生物種類多於寒冷乾燥的溫帶地區；擁擠城市的傳染病多於地廣人稀的鄉間；農業耕作和畜牧也會帶來更多的傳染病。除了病菌這類微型寄生物之外，人們還常常面臨榨取其勞動果實的巨型寄生物，像是統治者、征服者與殖民者等等。本書從這些基本原理出發，來探討生態、疾病與人類歷史的關係；從史前時代到現在的人類歷史，就是微型寄生物、巨型寄生物以及被寄生者之間的互動過程與結果。

　　《瘟疫與人》是生態史與環境史的重要經典，但它不是唯一的先驅。麥克尼爾自承在寫作《西方的興起》時，注意到一個奇特的現象：為何為數甚少的西班牙冒險家，能夠擊敗印加與阿茲特克等大帝國，進而征服美洲？許多證據顯示，其實是美洲原住民對西班牙人帶來的傳染病缺乏免疫力，遭到疫情嚴重打擊，而讓野心家有機可乘。麥克尼爾並不是頭一個研究此一課題的學者，美國歷史學家克羅斯比（Alfred W. Crosby, Jr.）稍早在1972年出版的《哥倫布大交換》，就是探討此一主題的生態史名著。

　　但《瘟疫與人》更進一步，試圖以生態因素解釋許多看似難解的歷史現象，像是玄奧的宗教教義。例如，相對於中國入世的儒教，印度的佛教和印度教之所以教導人棄絕塵世，是由於印度溫暖的環境具有更多的傳染病，致使生產力低的人民在應付國家的稅賦之後，資源所剩無幾，因此發展出貶低物質世界的宗教。他還推測印度種姓制度的產生，是因為北方征服者為避免染上南方部落民族身上的寄生蟲病，所發展出的接觸禁忌。有趣的是，麥克尼爾在書中也否定過去疾病史常有的看法，像是梅毒是哥倫布的船隊從新大陸帶到歐洲的說法。

　　學界多方檢視

　　《瘟疫與人》一出版就廣受好評，學界大多讚賞其宏觀視野與大膽綜述所帶來的啟發。然而，如此充滿驚人之論的著作必然會引起批評，尤其是史料的使用與推論必遭到嚴格檢視。具有醫師資格，也專研疾病史與疾病地理學的著名醫學史學者艾克納希特（Erwin Ackerknecht, 1906-1988），就稱《瘟疫與人》為「科幻小說」。英國醫學史學者阿諾（David Arnold）1996年出版的《自然的問題》（The Problem of Nature）一書就宣稱，麥克尼爾對於黑死病與蒙古帝國擴張之間的解釋，具有高度臆測性質。阿諾提出許多的質疑，例如鼠疫真的是起源於中國雲南？會不會在十四世紀時中亞的老鼠就已經帶有鼠疫桿菌了？鼠疫真的是借助蒙古大軍傳播的嗎？會不會是氣候變遷導致帶菌的老鼠從原棲地出走，而使得人類與牠們接觸的機會大為增加？

　　此外，中國史籍關於疫病的記載大多十分簡略，在1330年代與1340年代大量發生的疫病，真的是鼠疫？還是其他傳染病？這種對於將現代醫學知識套用於過去史料的批評，在1990年代的醫學史學界達到高峰。學者懷疑能否透過史料記載，對過去的疾病進行「回顧診斷」，畢竟古代人對疾病的認知與描述和現代醫學大不相同，而古代醫者所信奉的體液說等醫學理論，也和現代細菌學大異其趣。除非有好的遺體標本，否則今天的學者也沒辦法對古代病人做細菌學檢驗，怎能光憑文字記載就斷定當時的人罹患的是何種疾病，甚至進而做出各種令人嘖嘖稱奇的歷史推論？

　　歷史經典瑕不掩瑜

　　不過，正如任教於牛津大學的著名醫學史學者哈里森（Mark Harrison）所指出，學者如果採取這樣徹底的懷疑態度，認為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文化所描述記載的疾病，絕對無法對應到今天的疾病分類，那麼就不可能進行任何長時段、大地理範圍的疾病史研究，更遑論進行跨文化的比較研究。

　　換句話說，要不要做回溯診斷以及進行疾病生態史的推論，需要看探討的是何種議題而定。如果學者追問的是社會文化與醫學理論，如何影響對疾病的認識與治療，那當然不需要借助現代醫學來做回溯診斷。但如果要宏觀了解生態、經濟與長時程歷史的關係，在某種程度上，透過現代科學知識來揣摩當時的疾病種類，仍舊是無可避免的。在《疾病與現代世界》（Disease and the Modern World）這本書中，哈里森強調執著於這樣的爭論是沒有益處的，疾病史的研究應該要「百花齊放」。

　　《瘟疫與人》這樣的經典，影響力有時會出現在出乎意料的地方。法國學者拉圖（Bruno Latour）往往被視為是對科學與科技有著激進看法的前衛思想家，他有時也被某些人批評為極端相對主義者。然而，麥克尼爾在《瘟疫與人》書中，將微生物與人類帝國比喻為微型寄生物與巨型寄生物，以吞食消化來比喻族群與文明的征服、消長乃至滅絕，此種看法成為拉圖的《巴斯德的實驗室》一書的靈感來源之一，不只多次加以引用，而且還大為讚賞。

　　麥克尼爾以同樣的視野看待微型寄生物與巨型寄生物，正符合拉圖將人類與非人類（微生物、動植物、機械甚至整個地球）都當成網絡中的行動者的理論觀點。強調科學推論的環境決定論與前衛的相對主義建構論，在此出現奇特的交會，這也許就是麥克尼爾的史學想像，展現於《瘟疫與人》的奇特魅力。

　　家學淵源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麥克尼爾一家祖孫三代都是歷史學者。他的父親約翰・麥克尼爾（John McNeill）是長老會牧師，也是研究基督教史的學者。他的兒子約翰・勞勃・麥克尼爾（John Robert McNeill）是目前仍很活躍的傑出歷史學者，和乃父一樣專攻世界史與環境史，著有《太陽底下的新鮮事》，更和父親合寫了《文明之網》。這兩本書在台灣都已有中譯本出版。勞勃・麥克尼爾在史學上克紹箕裘，甚至在父親成名的疾病環境史研究領域也發光發熱，他在2010年出版的《蚊子帝國》（Mosquito Empires），探討歐洲殖民加勒比海區域以來，黃熱病與瘧疾等病媒蚊傳播的熱帶疾病，以及該區域頻繁發生的戰事，如何塑造此地的歷史。此書出版以來獲得學界極大的好評，讚譽不斷。《蚊子帝國》的卓越成就，或許正說明了《瘟疫與人》所開拓的研究途徑，在更細膩的分析方式下，仍可帶來豐碩的史學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