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她只是吿訴你〉
郝明義
有些事情,就是會那樣發生。
2020 年10 月,一個星期天。早上醒來,雖然那天睡得比較久些,還是揮不去整個星期忙碌留下來的疲倦。
我打開電腦,看到一封陌生人的來訊。
很簡短,不到兩百字。
開頭寫著:「我是一個植物畫繪者⋯⋯」
接著,是兩百張畫。
一張張畫,雖然是在電腦螢幕上,並且看得出只是手機拍的,卻仍然能讓人充分感受到花葉、草枝、蟲蛾在伸展、委婉、佇留中的生命和容顏。
那些植物的樣貌,奇異地既平面又立體,既收聚又開展,既簡約又豐富。
我先是想起諸如十八世紀英國植物學家也是畫家William Curtis的風格,但是眼前這些植物畫裡固然透著相似的古典風,卻又洋溢著難以言說但就是顯然有所不同的現代氣息。
我的心思,從擺盪在睏倦的邊緣快速淸醒過來。
一方面因為這些花木草葉,一方面也因為那兩百個字的簡介。
這些植物圖畫的創作者,生長、居住在這個海島的東部。
她高中畢業後,開始教人鋼琴,學了插花又開始教人插花。然後,五十三歲開始畫植物,畫蟲蛾。現在,畫了五年。在聯絡我的前一天,她去花蓮的誠品書店,無意間看到我們出版的繪本,因而來訊問我是否有興趣出版。
我的想像與好奇不斷浸染開來,馬上回了這個叫黃湘玲的人一訊。
大約三個星期之後,我去了花蓮一趟。很裡面的玉里。
在那之前,我已經約了黃湘玲見過一次面。她帶了原畫來台北,我們也談了好幾個小時。
那次見面,我對她所知道的,比那兩百字所說的多了一些。
她一直是單身生活的人。
五十三歲之前,從來沒畫過畫。
然後有一天,她在等學鋼琴的學生來上課的時候,閒著沒事,看到桌上的花,就拿了一支色鉛筆畫起來。她自己覺得不錯,就畫了兩年。
然後,她想用水彩畫,就去上課。上了四堂課,她覺得不會畫了,熱情也消失了,就接受一位朋友的建議,乾脆不上了,就自己畫起來。一畫畫到現在。
我問她那技巧是怎麼發展出來的。
黃湘玲說,也沒發展什麼技巧。她第一幅畫,畫得也就跟現在沒有什麼差別了。
這實在很神奇。
她自己也說是:「畫花,是我上輩子的記憶吧。或者,我是被植物的力量附身了。」
這麼說來有太多聯想,但又太過簡化。
我問她有什麼受到特別啓發的時刻或印象,她都跟她寫那兩百字的語調一致,簡單的一句「沒有」。
實在要說什麼,可能是她從三十歲開始學插花、教插花,二十年下來累積的「手感」吧。
不管怎麼說,重要的是她從此就不停地畫。學鋼琴和插花之後,她自己也都成為教人家的老師。但是會畫之後,她只要自己畫,不教別人畫。因為她自己畫的時間都不夠,不想浪費時間。
這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呢?為什麼會有這種際遇?
在好奇心的驅動下,我親自來花蓮,想感受一下在她總是簡單的回答的背後,有沒有其他線索。
但是,當然,並沒有。
我想去看她的畫室。
但她沒有畫室,連畫桌也沒有。
黃湘玲畫畫的地方,就是她家一樓長方形的客廳。
光亮的磨石子地板,三張連排並且也是擦得淨亮的木桌,四張椅子,角落一架鋼琴,再更角落有一個書架,再一大一小的木櫃。
比較大的櫃子裡,有一個筆筒,收著她七、八支水彩畫筆。
有一個兩格的木盒,收著她三、四十支水彩。
而筆筒和木盒都是她要畫的時候就從櫃子裡拿出來,放到客廳的木桌上來畫,畫完就收回木櫃裡。
「我喜歡整齊。我喜歡簡單。不需要的東西全都不要。」黃湘玲說,「所以我家沒有電視,沒有電腦,連瓦斯爐也沒有。」她只留一個電鍋,蒸煮一些簡單的素食。
「我是斷捨離的實踐者。」
她說。
我對她執著地畫那些植物、蟲蛾的熱情的來源,有了推估。
對她說不淸為什麼那天下午就那樣開始走上繪畫之路的根由,也有了想像。
一個人對世間種種愛戀如此實踐斷捨離之後,淸淨中自然會得到一些回應,或回報吧。
黃湘玲的父母是中部人,移居到臺東池上之後,她在那裡出生,國中時候家裡搬到玉里。也就從國中起,她就愛種花,家裡園子的花都是她種的。
在她喜愛的事情上,黃湘玲一直有堅持的熱情。
高中畢業之後,她沒有再升學。為了學鋼琴,曾經每個星期從玉里來一次臺北。每次搭早上七點半的車來,五點車回去。來回常都站著,持續八年。
開始畫水彩畫,從第一張起,她就開始買世界上最頂級的水彩,最好的畫紙。
並且有她的執著。
「我絕不畫照片裡的植物。植物有生命,是立體的。照片裡的植物是死的。」
所以她為了畫自己周近沒有的植物,就會長途跋涉去山上。她不肯透露那些地方在哪裡,怕太多人去,反而對植物造成破壞。
而她最執著的,還是她付出的時間。
「花是會凋謝的,所以我一定要把握時間,趕快畫。」她說,「我不教人畫畫,一來是不想浪費時間,更不想因為教畫而破壞自己畫畫的熱情。」
繪畫時,是音樂陪同也灌溉她的熱情,特別是憂傷的音樂。「憂傷是我的養分。」她說。
黃湘玲並不是善於言辭的人,但說話時有金句。她又接了一句:「繪畫讓自己愈來愈孤獨,但孤獨讓人滿足。 」
不過,孤獨的人,還是會有遇上朋友的機會。
黃湘玲說她很幸運,三年前認識了當時大樹總編輯張蕙芬。
「張蕙芬是我第一個伯樂。」她說。張蕙芬看到她的創作,去了玉里,成了朋友,也為她準備了出版計劃,構畫了創作之路的未來。
「但是進入2019 年中之後,她突然覺得身體不舒服,然後很快就走了。」她說,「美好的未來一下子消失了。」
張蕙芬不在了之後,給黃湘玲很大的打擊,但她逐漸也吿訴自己:蕙芬一定會繼續幫助她的。
「就像天上的星星,有時候會亮,有時候會暗,但是在那裡。」
所以,等到去年10月,她走進花蓮誠品書店,要離開前轉身看到我們出版的繪本,突然覺得就好像張蕙芬在鼓勵她:為什麼不找這個人問問看呢?
這樣她在臉書上聯絡了我。
黃湘玲一直戴著口罩。
不是因為這次疫情,而是她從2003 年的SARS期間戴上了口罩就再沒拿下來過。
她覺得這樣比較自在。不需要在人前流露表情。
我們問她想怎麼出版自己的書。
她說:「越快出版越好。蕙芬的事讓我體認到生命無常,人生就和花一樣,能在最美的時刻綻放才好,不要等到凋謝。」
也因為她說自己不知道如何面對讀者,也不知如何表達自己,所以希望我為這本書寫一篇介紹。
對我來說,這眞是個挑戰。
因為我從來就是對植物無感的人。
我對植物的體會,來自這兩個月和她的交談可能最多,聽她說一個又一個的金句。
基本上,她說話偏向短促,較快,不那麼多肯定句。說肯定句的時候,往往令人莞爾。譬如,她會說:「植物越老越美,貓越胖越可愛,但人要剛剛好。」
又譬如:「人老了,就像巫婆,像妖怪。」
但是說到植物,就不一樣。
她會說得慢一些,也沒有任何游移。
譬如,她會這麼說:「畫花,就是要有第三隻眼、第六隻眼。」又譬如:「人總是失去了,才覺得可惜。花總是謝了,才覺得還沒看淸。」由這句話引發了我們想到《植物情人》這個書名。
只是,那天,在她家,當她說起花是大自然送我們無時不在的禮物,又接著說了一句話:
「花是人類最視而不見的禮物。」
湘玲說這句話的時候,儘管戴著口罩,眼神和語氣都很不一樣。
那不是強調。
不是叮嚀。
也不是感嘆。
我沒看過花開的瞬間,但她說那句話的樣子,讓我聯想到那個情景。
不論你是否視而不見,都於她無礙。
她只是吿訴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