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當我被邀請為第二版的自殺危機處遇合作取向撰寫序時,我馬上就答應了。我認識大衛.賈伯斯很久了,且和他過往有一些很有緣的經歷。他將他的專業生涯奉獻給美國天主教大學(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該校是我以助理教授的身分開啟學術生涯,還未受聘至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任教前的學校。約莫三十年以前,當大衛還是美利堅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的研究所學生時,他第一年的心理治療實習督導是艾倫.萊文塔爾,恰好就是在我早年的生涯及人生中影響我甚鉅的一位導師。在那個時候,大衛曾寫信詢問關於我的研究,而我回了信。爾後過了幾年,我們在美國自殺學會的年會中彼此終於見到了面,我便開始鼓勵他發展自殺風險的早期評估研究,最終這個研究發展成了自殺評估量表(SSF),就是本書所詳細深度探討的主題。
在我們彼此認識的過程中,一個重大的轉捩點便是在我被邀請出席於瑞士開辦的艾斯凱研討會(Aeschi Conference),這個研討會安排了一系列非常好的會議,提供與會者和致力找到以同理的方式來和自殺傾向患者一同工作的臨床研究者會面。在這些會議當中,我和大衛深度的討論了關於他想成為一名自殺處遇治療研究者的想法。我極力鼓勵他持續完成他的研究,並且找更多的資金來資助針對自殺危機處遇合作取向(CAMS──即是本書的所探討的重點)的研究。大衛申請了美國國立精神衛生研究院探索研究補助金(R-34),當時我在該研究院擔任顧問。然而,大衛並沒有申請到這筆研究補助金,但卻因此鞏固了我們之間的情誼;我因此能夠指導他撰寫補助金的申請計畫,以及協助他一步一步成為一位自殺處遇治療的研究者。
任何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對於科學和數據的熱情,以及我對於透過隨機對照試驗來發展有效治療處遇的要求。在十年前,除了我自己對於辯證行為療法(Dialectical Behavior Therapy, DBT)的自殺研究採用隨機對照試驗的方法來研究之外,相關領域中都鮮少有針對自殺處遇而採用隨機對照試驗方法的研究。當我在西雅圖和一些資深的同事及許多年輕的研究學者,一同召開一系列研究會議來支持彼此的研究補助金申請計畫時,我做出了一個承諾:我要改變這個領域,讓更多資金能夠挹注到運用隨機對照試驗方法的自殺處遇研究。我很高興這一系列的會議很有效的幫助了許許多多的研究學者取得更多的研究補助金,得以運用隨機對照試驗方法來研究自殺防治,漸漸的為這個領域帶來轉型。大衛身為這一系列會議中的一員,他取得了數個補助隨機對照試驗研究的計畫經費,並以此發表了CAMS在自殺防治領域上是如此有效的數據。透過這些研究數據,我們知道CAMS不僅大幅地降低了患者的自殺意念和整體的壓力症狀,同時也提升了患者對生活的希望感、滿足感,以及接受治療的意願。除此之外,現在有四個針對CAMS的隨機對照試驗研究正在進行,嘗試再製並擴展先前的臨床試驗發現,以利能夠更有效的分析CAMS對於自殺行為的影響。
許多人都認定我是邊緣性人格疾患(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治療的研究者。但事實上,我一直將我自己首先定義為一名自殺處遇研究者。自殺在心理衛生照護上而言是非常不幸的,坦白說,相較於我們在臨床上做的,我們應該對於自殺處遇有更多的先備知識。而我此生的目標是幫助人們找到方式走出自殺的絕望,而大衛替我分攤了這個目標;證據支持講求同理、坦率、合作的CAMS模式,能幫助自殺傾向患者穩定下來,並使臨床工作者接續以各式各樣不同的實證取向處遇方式來有效治療患者自己所定義的「起因」。自殺評估量表則提供了很好的指引來幫助自殺傾向患者穩定,臨床工作者和患者得以使用CAMS為架構來一同工作;我相信CAMS在臨床研究上的貢獻是獨一無二的。
在過去二十年來,我非常榮幸能夠支持大衛CAMS的科學發展,我也感激他將我視為他身為臨床科學家生涯當中,非常重要的影響者。能夠看見隨機對照試驗研究在臨床自殺防治上如此蓬勃發展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而大衛CAMS的研究則在其中占了大部分。我們自殺學者一輩都相信自殺傾向的人都需要被深切的理解,並且輔以適當的技巧來協助他們找到方式生存;而本書最大的貢獻就在於完成了這件事。現今臨床工作者對於自殺傾向患者常常會出現「羞辱和怪罪」的文化,而以CAMS取向來處遇自殺風險,便能夠有價值的改進這件事情。我相信本書將會幫助臨床工作者和患者找到方法來面對自殺苦痛,戰勝那些想毀滅自我的力量,最終能夠找到方式走出地獄,真正了解生命是值得的。
瑪夏.林漢博士,ABPP
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教授
行為和治療臨床中心(Behavioral Research and Therapy Clinics)執行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