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史：從梭倫時代到公元前403年（上下）

格羅特小傳
編者序
省略部分的摘要

第一章
早期阿提卡（編者）

第二章
梭倫的法律與政制

第三章
庇西特拉圖父子統治雅典時期的希臘事務

第四章
庇西特拉圖家族被逐後的希臘事務—克裡斯提尼的革命與雅典民主政治的確立

第五章
伊奧尼亞的希臘人—波斯帝國的崛起

第六章
伊奧尼亞起義

第七章
從伊奧尼亞起義到馬拉松戰役

第八章
從馬拉松戰役到薛西斯進軍希臘

第九章
從馬拉松戰役到溫泉關戰役期間希臘的行動

第十章
溫泉關和阿勒泰米西翁戰役

第十一章
薩拉米斯戰役與薛西斯的退卻

第十二章
普拉提亞與米卡萊戰役—波斯人被最終擊退

第十三章
蓋羅家族被逐和民眾統治在全島建立前的西西里事務

第十四章
從普拉提亞和米卡萊戰役到地米斯托克利和阿利斯提泰戴斯之死

第十五章
以雅典為首腦的同盟的事務：帝國初建

第十六章
伯裡克利時代的政制和司法變革

第十七章
從30年和約即伯羅奔尼薩斯戰爭前十四年到伯羅奔尼薩斯戰爭前一年波提戴亞之圍

第十八章
從波提戴亞之圍到戰爭第年結束

第十九章
從戰爭第二年初到第三年末

第二十章
從戰爭第四年初到科西拉的騷亂

第二十一章
從戰爭第五年科西拉的麻煩到第六年末

第二十二章
戰爭第七年：佔領斯法克泰利亞

第二十三章
戰爭的第八年

第二十四章
一年的休戰、戰爭重啟、安菲波利斯之戰、尼奇亞斯和約

第二十五章
從尼奇亞斯和約到第九十屆奧林匹亞節

第二十六章
從第九十屆奧林匹亞節到曼提奈亞戰役

第二十七章
格羅王朝垮臺後的西西里事務

第二十八章
從雅典人決定進攻敘拉古至他們到達西西里的第個冬天

第二十九章
從尼奇亞斯開始包圍敘拉古到德摩斯提尼率領的第二支雅典遠征軍到達

第三十章
從雅典與斯巴達正面衝突再起到雅典大軍在西西里覆滅

第三十一章
從雅典大軍在西西里覆滅到雅典四百人的寡頭派陰謀

第三十二章
戰爭第二十一年：雅典的四百寡頭政體

第三十三章
居魯士到達小亞細亞前雅典民主政治復興

第三十四章
從居魯士到達（小亞細亞）至阿吉努塞之戰

第三十五章
從阿吉努塞之戰到三十僭主被逐後民主政治復興

索引

自格羅特偉大著作的最後一卷面世以來，50年已經過去。在這些年中，人們一直在孜孜不倦地研究希臘史，出版了諸多語種的著述。蜂擁而至的文獻形態各異，有對整個主題的綜合性論述，也有在最微觀領域做精心研究的專著。古代的權威著作再度得到校勘，不僅是從文學和古典學的角度，而且特別留意到了它們在歷史學上的重要性。為方便比較，史學家們依靠的證據被以各種具體的主題彙集起來。因此，我們可以有把握地宣佈，不僅所有重要的文獻證據都沒有被忽視，而且幾乎所有的段落都得到了分析和再分析，所有可能的解釋也都得到了徹底的再考察。

其次，如今我們擁有了50年前仍然缺乏的大量證據。新證據種類多樣：文獻的、碑銘的、錢幣的、藝術的。“考古學”一詞本身獲得了全新的含義。半個世紀前，對許多人來說，它僅僅意味著搜尋古代的美麗物品，它們被視為珍品，由那些缺少批判能力的熱心者彙集起來，既不考慮它們的相對年代，也不論它們的歷史意義。如果說那時的考古學僅僅是一種愛好，一點都不誇張，但在今天，說考古學是古代史科學一個最重要的部分，或許也一點都不誇張。例如，在討論有關第一提洛同盟的問題時，現代的希臘史學者很可能會把他們現在可以利用的證據與瑟爾沃爾和格羅特的進行比較。
 
或者，也可以讓他把《不列顛百科全書》第8版有關特洛伊的條目與隨後的1902年的版本做個比較。對此似乎毋庸贅言，但人們太容易忘記的，是我們現代理解的希臘史，已經與格羅特和瑟爾沃爾開始寫作時非常不同了。確實，如果對此沒有充分的理解，則不可能充分預估他們的著作的重要意義。如果我們思考一下今年與荷馬以及前荷馬有關的文明已經做的工作，則當我們意識到變化已經多麼巨大時，我們就不能不感到吃驚。“邁錫尼的”“米諾斯的”和“愛琴文明”等術語本身就是新近的事物。當我們在1905年10月31日的《泰晤士報》上讀到A.J.伊文思博士（Dr.A.J.Evans）等人的報導，並把它與格羅特或瑟爾沃爾有關同一時期的段落進行比較，並且意識到他們在什麼樣的條件下工作時，我們才會突然認識到，問題的特性已經發生了多麼徹底的變化，評估19世紀中期的學者們的著述，又是多麼困難。

此外，如果我們掃視一下格羅特《希臘史》每章的標題，則會對他著作範圍的廣泛感到驚奇。猶如當時人們終於發現無法在一部有關普世史的著作中處理希臘史一樣，今天的作家們，誰也不會認為，在一部希臘史的框架中，可以像格羅特嘗試的那樣的篇幅，去處理腓尼基、埃及、巴比倫之類的主題。事實上，除非在一部膚淺的教科書中，否則面對積累起來的如此大量的史料，任何人都不會嘗試去撰寫一部覆蓋從開端到亞歷山大時期的希臘歷史。

最後，有必要提及與此有關的、1892年出版的亞里斯多德的《雅典政制》。這部作品的發現，幾乎成為希臘歷史研究中的一個新時代。無論人們賦予它什麼樣的價值，無論它具有怎樣明顯的缺陷和忽略，如本卷的注釋和附錄所表明的，它總算解決了許多問題，提供了之前一直缺乏的大量細節。

考慮到所有這些方面—它們的重要性我們這裡只能做最概要性的討論，讀者很可能會要求出版本卷具有正當性的理由。格羅特著作獨特的價值是什麼？在如此之長的時期—其間整個主題都得到再考察，部分得到重構—過去後，它緣何仍讓人們產生興趣？

正是在18世紀後期，希臘史成為一個研究單位。此前它一直被視為普世史的一部分，而古代史僅僅是文學上的消遣，批評不為人所知。第一位純粹而單純的希臘史作者是斯坦岩（Stanyan），其書出版於1739年。在它之後，近該世紀末，分別有加斯特（Gast，都柏林，1793）、約翰•吉利斯（JohnGillies）和米特福德。考慮到我們隨後要談的格羅特，有趣的是後兩位作者各自的態度。在其致喬治三世的獻詞中，吉利斯已經充分表達了他對希臘歷史上重大政治問題的情感。因為對法國革命的事件印象深刻，他對民主方法抱有深深的不信任感。米特福德的寫作也受到托利党信念的強烈影響。兩位作者主要關注的，都是斯巴達政體長期的和平與雅典民主發展和衰敗過程中不斷發生的衝突（stasis）對比。不管我們認為他們的態度有多大的正當性，我們都必須承認，他們是第一批把希臘作為有意識的政治試驗誕生地來研究的，從而一勞永逸地把水準提高到了純粹的浪漫想像之上。

此外，某種程度上正是因為這些著述反雅典的立場，促使瑟爾沃爾和格羅特從事他們的工作。瑟爾沃爾主教是一位嚴格且有成就的學者，最重要的是，他乃一位思想絕對誠實的人，他的著作不僅有對古代古典作家透徹的把握，而且對當代德國的學術也有深刻的瞭解。他的歷史，儘管恰恰由於它的優點而從未流行，但有偉大的優點，或許在當前得到了較它們出版時更大的欣賞。它在估價資料時極其謹慎，結論的提出，總是帶有幾乎不必要的謙遜。正是這種公正本身，造成他不管是在讚揚還是批評時，立場都不夠鮮明。儘管他並不贊同米特福德對希臘民主發出的不分青紅皂白的攻擊，但他習慣性的謹慎，讓他未能高揚民主政治的優點。

格羅特的性格完全不同。如我們在小傳中已經看到的，他的家庭和早年的環境都讓他不同情學術圈的精神。他在商業的氛圍中接受了訓練，年少時起就對當時的社會和政治運動有濃厚興趣，他對希臘史的興趣，是一位實踐型政治家和實業家的興趣。在老、小穆勒和傑雷米•邊沁的影響下，他對各種形式的權威—不管是社會的、政治的還是思想的—都抱有強烈的反感。對他來說，所有問題都可以理性地進行討論。他把古代歷史視為人類發展中的眾多領域之一，從那裡掃除了抽象學術不真實的氛圍，使其服從於他判斷法國或英國歷史那樣的評判標準。

當他首次用這種精神考察希臘史的傳說時期時，如他所指出的，他對那些人的輕信感到震驚：他們賦予流傳久遠的神話以重要性。他拒絕承認能從中推理出任何的歷史事實。從那時以來，比較神話研究已經證明，他以偏概全的抨擊缺少理由，但他的懷疑精神在激勵後繼者從事進一步研究上具有價值。雖然他的結論很大程度上被推翻，但這畢竟是人們更嚴格地把他本人的方法應用到更廣泛的研究領域的結果。

然而，對格羅特著作持久抱有興趣的基礎，並非他對傳說時期的考察。今天我們閱讀它，主要是因為它提供了作者思考習慣的一個重要例證，以及他在其中活動的圈子。部分也是因為它代表了一種如今已經被替代的觀點。作為對這個主題的權威解說，它實際上已經不再重要。

基於同樣的批判精神，格羅特接著考察了他名之為“歷史的”時期。儘管他不是瑟爾沃爾那樣的學者，但他異乎尋常地堅持閱讀和反復閱讀古代史學著作，而且透徹地掌握了現代在這個主題上的文獻，包括英文的、法文的和德文的。此外，他研究過通史，包括中世紀的和近代的，因此他能夠利用取自更晚近時代的事件作為類似例證，作為他著作的說明。如我們已經看到的，他首先是一個實踐型政治家，對民主政治抱有熱情。從他念書起，直到他公職生涯發端，他一直從理論上研究政治哲學，徹底服膺于他導師的“哲學激進主義”。隨後，在公職生涯中，他一直是民主原則穩定的宣導者，並走在改革運動的前沿。人民代表，秘密投票，廢除各種形式的特權，以及推廣教育，對上述的一切，他都給予支持。如果我們還記得，在其活躍的年份裡，他曾不斷測試和核查他研究歷史與政治哲學的成果，則他會堅決反對米特福德有關希臘政治發展的觀點，就不讓人感到奇怪。因此，正是反駁米特福德的決心，讓他開始了自己的《希臘史》的寫作。

所以，他的著作首要地被視為基於歷史證據提供的具體事實，為希臘民主精心準備的辯護詞；其次，是對民主政治本身的研究，一個從誕生、繁榮到衰敗的具體案例。他的問題是：“導致雅典，也包括整個希臘，衰落的，是因為，還是儘管有自由制度？”換句話說，是“希臘民主本就不健康嗎”？

將格羅特的《希臘史》與瑟爾沃爾的區別開來的，正是這個事實，並賦予它恒久的興趣和價值，讓它不會受到精確學術細節或累積起來的新資料的影響。人們甚至可以說，即使後來的研究證明修昔底德和希羅多德的作品不過是一堆最為匪夷所思的幻想組成的垃圾，但格羅特的著作對政治演化的學者仍將具有很大價值，並且是實踐型政治家的指南。與絕大多數史學家不同，他用理性的熱情為理想寫作，背後的支撐，則是他對現代生活實際狀況的徹底把握，以及對奇特人性和個人怪癖的充分認識。

毫無疑問，部分正是因為他的這種熱情，使他的著作較那些德國史學家的更有可讀性［例外的是庫提烏斯（E.Curtius）、愛德華•邁耶（EduardMeyer）和阿道夫•霍爾姆（AdolfHolm）］。他的表達總是清晰而精確，偶爾，如在敘述雅典在西西里的災難時，會達到最為偉大的莊嚴。讀者始終有一種獲得感。他的論證蘊含著權威和清醒的判斷，所有資料都得到了適當的評估。雖然學者們在他對所引古代史料的解釋中發現了些微不夠準確之處，但並不會削弱這種感覺。

如我們已經指出的，瑟爾沃爾冷靜的公正，造成了下述結果：
讓他的歷史失去了我們或許可以稱為普遍性的東西，它是與純粹的歷史價值相對的。另外，格羅特對民主政治的熱情，無疑使他無法對希臘非民主政府的優點做出充分估價。他對希臘世界所謂的“僭主”的評價以及他對馬其頓帝國的態度這兩個部分，最為清晰地表現了他的不公正。

我們有必要對這兩點做比較充分的考察，以便—如果可能的話—證明《希臘史》的這些部分在本卷中被省略的原則的正當性。

首先，對格羅特而言，所有形式的絕對統治都是他的噩夢。他完全相信，僭主政治本身，不管是對於一個民族集體還是個人，都是惡劣的。我們所關注的並非這個觀點的合理性，但他更進一步，實際上否認了希臘僭主曾對他們的臣民的利益做出過實質性的貢獻，認為他們除滿足個人的貪婪和野心外，絕無任何其他目標。甚至他專門處理這個問題的那一章的標題（第二部第九章），都巧妙地造成誤導。在談到“獨裁者的時代”時，他似乎暗示，僭主政治限於希臘發展的一個時期，而且是一個原始時期。
 
格羅特的批評者，最顯著的是馬哈菲博士，〔1〕對此已經多有論述，並且已經公正地指出，絕對統治是希臘世界一直存在的現象。不過，格羅特本人提到過這個史實，同時他對早期希臘的僭主政治和後來的做了恰當的區分，前者發生在憲政政體時代之前，後者崛起於希臘人的城邦國家已經被納入帝國時代，那時公民個體不再是一個真正的政治單位。早期僭主因他們個人的能力崛起，並依靠到那時為止國家中受到壓制的成分的幫助自存。他們代表了對現存權力的反抗，在某種程度上至少是“內生的產物”。後來的僭主（1）要麼是外來勢力的傀儡，靠外部支持（例如那些由波斯人強加給伊奧尼亞城市的僭主：前550—前500，或安提戈努斯•戈納塔斯強加給伯羅奔尼薩斯城市的），代表他人利益進行統治；（2）要麼是希臘化的君主，他們認為他們完全可以被恰當地稱為“僭主”，與羅馬的皇帝處在同一個層次上，與格羅特在該章中討論的那些僭主完全不同。他關注的主要是在政府史的參照下希臘政治發展的終極含義，因此，他認為那主要是一種文化生產機制，物質的繁榮僅具有次要意義。他把自己限定在這樣一個時代，進而忽視我們名為希臘主義的希臘生活的廣泛傳播是多麼不公正，但從他的角度觀察，他談論“獨裁者的時代”是合理的。西元前508年和馬其頓帝國之間的時期，在希臘本土的主要城市中，“僭主”的數量是很少的。

然而，當我們考察格羅特對“僭主”實際的敘述時，則我們必須承認，他對他們不夠公正。雖然“僭主們”的動機無疑主要是謹慎而非有意施恩，但他們通過終結等級衝突為希臘的“偉大時代”鋪平了道路並無疑問。僭主政治持久的必要條件是國內和平。由於一人統治的主要受害者是他剝奪了權力的寡頭們，則僭主最有希望擔心遭遇反對的，就來自他們。因此，他被迫贏得民眾支持，後者則非常高興地能夠從他們之前主人自私的專制統治下獲得喘息機會。所以，不管僭主是否僅僅是個有野心的寡頭—他為了自己的利益扮演角色，還是他是商人階級的支持者—他的財富因壟斷的寡頭不擇手段的劫奪而處於危險中，抑或他是人民中被壓迫部分的代表，結果都一樣：一個強大的個人與比較貧窮和迄今為止未得代表的階級的結合。這種結合不僅常常從混亂中創造秩序，而且給予許多人一種新的對自身的自信和某種程度的責任感。他們瞭解到自己的力量，而且知道如何使用力量。

其次，僭主一般需要尋求民眾支援，允許人們追求他們私人的事業，對他們不加不合理的騷擾。這造成了財富的積累以及國內外市場的擴大，讓希臘人熟悉其他國家自然和人工的產品，從而豐富了他們的思想。所以，我們看到了科林斯的佩利安戴與米利都的特拉敘布魯斯和埃及的普薩麥提庫斯二世、庫普塞魯斯與古蓋斯和米達斯簽訂商業條約的證據。此外，就西庫翁的克裡斯提尼和雅典的庇西特拉圖（見第三章附錄）而論，我們發現因統治者結盟強化的普遍和平的原因。必須歸於這個時期的，還有商業從週邊國家向科林斯和埃吉納的轉移（當然部分是因為波斯征服了小亞細亞），事實上，還有商業作為政治事務中一個主導因素的誕生。

最後，僭主從兩個方面對希臘藝術和文學的發展作出了貢獻。第一，他們穩定的統治首次提供了藝術和文學創作的基本條件；第二，他們的政策盡最大可能地哺育了有助於國家偉大的所有事物，因此給他們的臣民留下了君主制優越于貴族政府的印象在這些方面，希臘僭主以創造民族精神來取代階級之間永恒的衝突的方法，不僅為憲政政府鋪平了道路，甚至預示了憲政治理可能產生的諸多最優秀成果。但對格羅特而言，所有這些無可置疑的優點，都因為下述基本事實被敗壞了：無論僭主的統治多麼有益，無論他可能多麼受歡迎，他都不是一個合法統治者。除要求公民絕對服從外，他根本就不給公民任何政治理想；他不鼓勵政治意識，事實上，是盡一切可能熄滅政治領域中思想的自由。這方面一個典型的例證是庇西特拉圖的統治。
 
梭倫的政體已經失靈，因為它過於穩健，它剝奪了貴族，卻沒有給予民主派足夠的權力。庇西特拉圖很快發現，自由的種子已經播下，所以他必須避免兩種極端。他絕不可得罪已經半覺醒的自由精神，但他也絕不能鼓勵它。所以，他的目的是給予人民秩序和繁榮，討好他們的自豪感，這樣，在眼前的繁榮中，他們或許會遺忘他個人統治的怪異。只要農夫們不因個人原因抱怨，則他知道，他可能信賴他們會停留在自己的農莊上，不去利用他實際維持的梭倫改革措施。
 
所以，他通過執政官統治，但小心地讓那個職務留在他的親屬手中。只有在他的繼承人對偽裝粗心大意時，人民才發現了這個騙局。較之最為殘暴的篡位者，一個偽裝巧妙的獨裁者是對民主發展更大的障礙。因此，格羅特從理論上評價僭主，對它的長處視而不見，最多也就是把它作為缺乏創造力的東西加以拋棄。

現在我們開始討論本卷中省略的《希臘史》第二個重要的部分：亞歷山大時代。從格羅特第1版的序言中，我們發現了他對這個時代的態度。在談到亞歷山大後繼者的一代時，他說道，“希臘的政治行動變得局促而墮落，對讀者不再有趣，也無關于未來世界的命運……總體上看，西元前300年到希臘被羅馬吞併的時期本身就毫無趣味，其價值僅僅在於它有助於我們理解之前的數百年……作為共同體，他們（希臘人）已經失去了自己的軸心，成為更強大鄰邦的衛星國”。
 
不管這些結論是否公正，非常清楚的是，格羅特本人絕不會被誘使去研究馬其頓帝國以及我們或許仍可名為希臘主義—某種程度上遵從馬哈菲博士—的傳播。當我們讀到有關馬其頓帝國崛起的章節時，我們感覺到，他的著作失去了靈魂。故事中缺少了之前各章的熱情與活力，不僅冷漠而機械，而且不完整且有偏差。

導致馬其頓時代部分出現的錯誤不可能在這裡進行討論。指出下述就夠了：北方君主國的干涉，絕不能被視為希臘政治發展中偶然的、完全可悲的混亂，而毋寧是希臘共和國發展之必然結果：它們的道德能力、軍事和財政實力都弱於馬其頓。將馬其頓統治的後果—希臘化時代，視為一個單調且無可挽回的衰敗時期的看法，甚至是更大的錯誤。
 
 
恰恰相反，那是一個躁動的時代，一個希臘生活的幾乎所有領域都出現新思想的時代，代表著希臘聲望在外族中最大限度的成長。此外，希臘化世界需要解決的問題具有特殊的現代特徵，它的成敗對於研究社會和政治演進的學者們具有指導意義。

斯巴達和底比斯霸權的年代，即使不是倒退，總體上也是一個停滯的時代，就新的政治思想而論，簡直一無是處。除缺乏內在趣味外，這份記錄並未因任何具有頭等重要性的新文獻的發現而獲得豐富，但可以平穩地讓它保留原樣。因此，對於這個時期，編者認為學者們去參考格羅特本人文本的相關部分，就足夠了。上述理由，加上要將如此之大的一部著作壓縮為一卷的狹小篇幅，使編者犧牲了傳說時期、僭主的故事，以及西元前4世紀和馬其頓時期。但除這些整體的刪削外，進一步的壓縮也難以避免。我們最好是對這些細節詳做說明，但在這樣做之前，概述下本書前文的主要觀點，以便讀者在與本卷實際內容進行比較時，有一個清晰的概念，或許是合適的。

首先，格羅特是一個理性主義者，因此，由於自格羅特的著作出版以來比較神話學已經取得的巨大進展，傳說時期已經被省去了。其次，格羅特是一個理想派的民主人士，因此對僭主進行了不公正的批評，所以有關僭主以及馬其頓帝國的章節也略去了。最後，作者著作中最優秀的部分，無疑是他個人真正的興趣所在。這意味著格羅特著作的真正價值，包含在他有關雅典民主的敘述中。
 
因此，編者選取了那些與希臘歷史上這個特定時代關係最為密切的章節。但是，格羅特主要感興趣的不僅是這一部分，也包括那些本身今天仍能做出最滿意再現的部分。最近的希臘史研究僅僅是證實了格羅特如此充分和準確提供的主要線索。要讓再現他有關傳說時代或亞歷山大大帝的敘述有任何意義，將需要複雜的修改甚至是重構，在這樣的一卷中，那本不可能。
 
所以，本書包含了構成《希臘史》核心的部分，如我們已經指出的，雖然有關這個主題的文獻已經大量增長，但即使對今天的古代史學者來說，這部分本身仍具有無可估量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