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經時代修訂版

《內經時代》再版序

那天上午正在門診，一位病友轉來洪鈞老師的電話。我隨即撥了過去，接到老師的指示：“學苑出版社擬再版《內經時代》，望你寫個序言。你願意怎麼寫就怎麼寫，我一字不改。”我頓時受寵若驚。

下面是我重讀本書的心得體會。

一

我認為，近代以來，研究內經最具學術特色的是三本小冊子，即餘雲岫的《靈素商兌》、惲鐵樵的《群經見智錄》和洪鈞老師的《內經時代》。前二者為“科學主義”背景下中西醫論爭的代表性著作，後者是歷史唯物主義宗旨下的《黃帝內經》還原性（中醫理論發生學）研究。

為什麼他們三位如此重視《黃帝內經》呢？

李建民研究員在他的《評趙洪鈞著〈內經時代〉》中，引用了清代醫家徐大椿（1693—1771）的說法：“扁鵲、倉公、華佗、孫思邈諸人，各有師承，而淵源又與仲景微別，然猶自成一家。但不能與《靈》《素》、本草一線相傳為宗枝正脈耳（《醫學源流論·方劑古今論》）”。他以為，“醫家的家派雖然不同，但皆習《靈》《素》，讀本草。”此乃一線相傳、宗枝正脈之學統。

蓋《黃帝內經》之所以成為“群經之首”，就是因為它構建了中國醫學的“人體觀”“健康觀”“疾病觀”和“治療觀”。無此，便不成其為“醫學”。而《傷寒論》《金匱要略》等不過是臨床專著。因此在科學主義激流中，餘雲岫欲“墮其首都”“塞其源流”首先攻擊的目標正是《黃帝內經》；惲鐵樵起而抗辯，不得不捍衛的是《黃帝內經》；洪鈞老師在醫學上學貫中西，首選研究物件也是《黃帝內經》。

二

在“趙洪鈞醫學傳心堂”的博客裡，看到了我30多年前寫給他的一封信，今天的感覺是“真有點‘初生牛犢’的味道，竊喜。”寫那封信的時候，我正沉醉在初讀《內經時代》的驚詫之中。信中說到：“大多數老先生都有一根棒子，曰‘你不懂中醫’。其實，這根棒子打在他自己身上才正好恰當。為什麼呢？因為他們的確不懂中醫，或者如某些人所雲‘本人亦略知皮毛’”。看來，所謂懂中醫者，非在門戶之中，而在於站得有高度，看得有深度，還有一個時間性和空間性相統一的整體觀念。”

這一點，與李建民研究員的看法不謀而合。他在《評趙洪鈞著〈內經時代〉》中明確指出：“今後之學子欲探索《內經》的方技世界，都必須以這冊《內經時代》為墊腳石，重新解讀《內經》。”

2007年，學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餘雲岫與惲鐵樵專著的合訂本——《靈素商兌與群經見智錄》。《靈素商兌》與《群經見智錄》的確是第一次中西醫論爭過程中，代表各自立場的、舉足輕重的兩本小冊子，也是論爭過程中最具學術性的才智較量。值得思考的問題是，為什麼恰恰是兩位曾經的出版界人士而非中醫的長期從業者，充當了中西醫論爭的中堅人物？一位師弟很切題地回答了這個質疑：“只緣身在此山中。”可見，懂與不懂不在於從事專業工作的時間長短，更重要的是身處的高度，舍此便沒有進得去且出得來的胸襟。

三

我最近正在構思一本專著——《範式變遷——現代醫學與傳統醫學的分野與交匯》，《內經時代》是最重要的參考書之一，因為在傳統醫學與現代醫學交匯的今天，如何對二者進行歷史定位非常重要。

事實上，處在交匯時期的中醫從業者以及患者都存在著一種莫大的焦慮感。大家一方面對互不相容的站隊思維的口水戰充滿反感，另一方面更加渴望中西醫學術定位的理性分析，從而解除存在於胸中的諸多困惑。

李建民研究員在《中國醫學史的核心問題》一文中，回憶了2015年夏天，他造訪北京中醫藥大學基礎醫學院的情景。他是帶著長久以來的一個疑惑而去的：為何中醫教育過程必須閱讀古典？當時，他把這個問題提給教該校某教授。對方反問：“誰說中醫一定要念古典？讀這本教科書已經夠了。”然後遞過印會河的《中醫基礎理論》來。然而，當他把相同問題請教另一位教授時，回答是：經典教育當然是中醫的根本，現代人所編的教材品質越來越差，不值一讀。接著，這位教授送給他幾篇近年“救救中醫吧”的論戰文章。

李先生說：“這些論戰的內容相當具有震撼力。報導中引用大陸代表性的老中醫、研究者，對中醫的現況、教育方式做了極為激烈的攻擊。這些文章如《一百年後，還會有中醫嗎？》《病入膏肓的中醫，病根在哪裡？》《中醫還有藥可醫嗎？》。從這些標題來看，不難想見中醫的危機感，相對過去中醫來自政治力的壓制，這一波批評來自中醫內部。而論戰最後提出自救的政策之一竟是‘強化中醫經典的地位和作用’。”

相對于目前中醫界的焦慮感，洪鈞老師的理性思維顯得十分珍貴。這與他在知識結構方面的優勢密切相關。他同時具備中西醫理論和臨床素養，在“經學”和“史學”方面也造詣高深，因此能夠心平氣和地還原那個時代的文化氛圍和思維特徵，並逐一厘清各種中醫理論的來龍去脈，進行發生學研究。不但如此，他還比較了中國古代醫學與古希臘醫學的異同。這可從他2007年在中國中醫藥出版社的譯著《希波克拉底文集》譯者前言中看出。我相信，透過中國醫學與古希臘醫學的不同命運，可以發現其內在的玄機，對化解當代中西醫矛盾，以及恰如其分地解決中西醫互補問題提供有效的幫助。

醫無中西，方是化境。在當前中西醫並存的大環境下，中西醫應該互相理解，互相借鑒，互補互助，才是“患者至上”的正確選擇。否則，意氣用事、互相詆毀，既是患者的噩耗，也是醫者的悲哀。長期以來，常常有人把中醫目前的乏人乏術狀態怪罪於中西醫結合，揚言要“回歸中醫”，搞“純中醫”“鐵杆中醫”，真有點“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的味道。

回到神農時代、內經時代、仲景時代、金元時代抑或是葉桂時代，都是不可能的。今天，我們既不能要求自己的學生沒有數理化基礎，也不可能要求患者不去看西醫。相反，為了保證患者的利益，為了避免誤診誤治，我們還需要認真地熟悉西醫的診斷、治療學說，做到知彼知己，以長補短。這才是當代社會對我們的職業要求、道德要求。何況，我們的患者也是各醫院、各科室進進出出，各種檢查、相關治療五花八門。你一點也不懂，對得起誰？時代是在不斷向前的，人們對健康的需求也是不斷進步的，我們只能順應時代的潮流。

四

洪鈞老師是一位忠誠的“中西醫結合”傳人。這種忠誠不僅來源於他的導師及中國中醫科學院的那些前輩，也來源於他自己的治學經歷。

1978年，洪鈞老師是縣醫院的外科醫生，他以西學中身份考取前中國中醫研究院醫史文獻研究室研究生，並擔任中西醫結合研究生班班長。他的畢業論文《近代中西醫論爭史》使他一舉成名，也讓他名落孫山，成為35年後才拿到學位證書的人。
那時候“文革”剛剛過去，但其影響仍然存在。1981年，他的論文通過了畢業答辯，但此後學位評定卻出現了戲劇性的一幕。個別老先生仍然要求按照階級鬥爭的觀點來修改論文，洪鈞老師當然難以接受這種觀點，於是一部好評如潮的著作長期得不到學位證書。這件事是中國中醫科學院的奇事之一，也是當今中國一件發人深省的大事。

我與洪鈞老師的交往還在此前。1980年暑假，在湖北中醫學院的教師閱覽室，我花了一個多月時間閱讀了餘雲岫的《醫學革命論》（《餘氏醫述》）三集，記了滿滿的一大本筆記，隨後寫了《餘岩及其〈醫學革命論〉》一文。當時，我從洪鈞老師的師弟胡乃長那裡得知他正在從事近代中西醫史的研究，就寄去了自己的論文請他指教。

我還存有當年的原稿，洪鈞老師對拙文做了多處修改，並提出了兩點重要意見：“（1）評余氏應考慮政治影響，不是純醫學問題，也不能只討論醫學理論；（2）評余文必牽動近代醫學史全域，此事頗複雜，應多掌握資料，才能全面，不然不堪一問。”他的評議讓我知道自己的淺薄，於是知難而退。

此後，洪鈞老師被分配到河北中醫學院醫史教研室。我於1985年考上母校的溫病學專業研究生。不久得知他內部刊印了《近代中西醫論爭史》《內經時代》和《中西醫比較熱病學史》，我也成了他的這些著作的首批讀者。隨後，我們與湖北科技出版社合作編寫《第三代中醫論叢》（國內各院校研究生中組稿），他也寄來大作《近代中日廢止中醫泛論》。（湖北中醫學院研究生會，中國中醫研究院研究生會. 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87.9第一版，137—147）

與此同時，他已經獲得了較高的學術聲譽。在安徽科技出版社正式出版《近代中西醫論爭史》不久，日本學界就主動邀請他出席主旨為“科學與傳統”的第六次國際東洋醫學會。著名美國科學史家席文（Nathan Sivin）教授，為此書撰寫了長達17頁的英文摘要，刊登在美國出版的《中國科學》1991年10月號上。而且，席文教授曾經私下裡向洪鈞老師的導師馬堪溫研究員表示，他很‘嫉妒’馬有洪鈞這樣的學生。通過《近代中西醫論爭史》，國內有關學界和西方漢學界，很多人都知道了趙洪鈞這個名字。

但是，天妒良才。1996年底，由於不堪忍受環境的壓迫，他無奈辭職回到河北省威縣的故鄉白伏村。不久，又到英國投奔導師馬堪溫研究員，在那裡從事醫學史和臨床工作一年半。後來再次回到故鄉近20年，一直為那裡的父老鄉親守護健康。其間，一邊看病，一邊寫作，先後出版了《傷寒論新解》《中西醫結合二十講》《醫學中西結合錄》《趙洪鈞臨床帶教答問》《趙洪鈞醫學真傳》等著作，並經常在有關中醫論壇撰文。

尤其值得稱道的是，他在劉觀濤、陳東樞和胡世傑等好友的鼓勵和支持下，于2009年建立了“趙洪鈞醫學傳心堂”新浪博客，目前門人、粉絲眾多。“堂訓”亦簡明扼要地突出了他的“中西醫結合”情結和做人、治學理念：

“醫雖小道，性命攸關。醫術不可淺薄，醫德尤宜淳厚。醫有中西不同，學無門戶之見。融會貫通中西醫道為理想，博涉精研古今學問是坦途。崇尚科學實驗，不語怪力亂神。刻苦治學，技術精益求精。誠信濟世，病家利益至上。尊師重道做謙謙君子，教學相長成未來大醫。”

有人在讀了他的《近代中西醫論爭史》和《內經時代》之後，由衷地稱讚他為“二十世紀中醫界出現的少數幾個奇才之一”。這一點，我是非常認可的，他的坎坷經歷以及剛毅不屈的氣質，值得我終身為師。欲知有關細節，請參看本書跋——《六十自述》。

五

事實上，洪鈞老師的“中西醫結合”信念在他大學之前就開始萌芽了。他1964年考入第七軍醫大學時，就自己帶了幾本中醫書，其中包括他的鄉賢近代名醫張錫純先生的《醫學衷中參西錄》。洪鈞老師的臨床專著《醫學中西結合錄》裡記載了近千個中西醫結合醫案，也是他效仿自己偶像的臨床體驗。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不忘初衷的人，當初就認定：中西醫都是治病的，既然將來要當醫生，多學點治病的知識總是更好。

不過，他對中醫深入骨髓的熱愛，還是在到中國中醫研究院攻讀碩士研究生過程中進一步建立起來的。例如，他在《近代中西醫論爭史》中說：“在世界古代史上，也許再沒有別的自然科學能像中醫這樣把一個民族如此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中醫在那時即已不僅僅是一種學術，中醫藥業已構成社會經濟生活當中最有組織的一部分。兩千年來，在這個遼闊的國度裡，你無論走到哪裡，醫學家和藥學家都使用共同的語言，信仰著共同的理論。一個窮鄉僻壤的小藥店裡，儲備著產自全國各省份乃至來自海外的藥物，通都大邑就更不用說了。是什麼力量把天各一方的醫生、藥師、藥農、藥商聯繫在一起呢？無疑這是中國醫學的力量。”他的導師稱，洪鈞此書出版十多年之後，國人才開始重視中醫藥的文化凝聚力。

《內經時代》不光是他證明自己懂中醫，也是證明他熱愛中醫的結晶。例如他對“天人相應”的看法：“儘管天人相應作為自然哲學思想也有明顯的局限性，卻完全沒有神學或迷信色彩。......有人說《內經》所謂天，是有主觀意志的。此說非常錯誤。《內經》說：‘積陽為天，積陰為地’‘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素5》），完全是客觀之天，唯物之天。”見本書《關於〈內經〉體系和方法的通俗說明》。

他認為“天人相應思想是一個很可貴的思想。古代西方，也有把人體看作小宇宙的天人相應思想，但是，沒有像中醫這樣發展到極致。作為一般天人觀，這是中國古代的一大創論，是一種頗具天才的發現。筆者總體上肯定這一思想”。

但他也是實事求是的。他說：“內經時代不可能出現現代意義上的科學著作。換言之，科學有不同的歷史形態。兩千年之前的科學理論——特別是關於生命現象的——只能表現為自然哲學形態。至於有的人說，現代人理解不了《內經》，或者說《內經》高深莫測，永遠不可逾越，那只能是這些人自己沒有認真讀過或者讀不懂《內經》。......對多數當代青年來說，讀不懂《內經》也沒有什麼奇怪。因為單單語言方面的障礙，就使很多人望而卻步。加之，《內經》頭緒紛繁，篇幅又相當大，不可能要求當代青年很快就能對她有全面而準確的把握。”如此拳拳之心、誨人之意，絕非挾技居奇、故弄玄虛者所可比擬。

正如他自己所說：“本文的寫作，是為了幫助一切和《內經》打交道的人——特別是當代青年——比較容易地把握《內經》。我相信，讀過本文和《內經時代》的人，不會再只憑道聼塗説判斷《內經》體系的價值。於是，不會盲目地全盤否定或全盤肯定，更不會跟著一些人墮入玄虛之中。”

六

我們正處在一個傳統醫學與現代醫學交匯的年代。無論醫生還是患者，都必須面對兩種醫學，進一步認識、評價和選擇。我們的焦慮和困惑，來自對兩種醫學缺乏切合實際的理解、恰如其分的判斷，也來自那些斷章取義、嘩眾取寵、吸引眼球的文字，還來自那些裝模作樣、故作深邃的神秘主義大師。洪鈞老師的一貫思想是：傳統醫學與現代醫學不是二者必存其一的對立關係，而是攜手並進的互補關係。

因此，他十分理解現代醫學基礎研究與臨床研究水乳交融、突飛猛進的大趨勢，也深刻認識到它常常在臨床上的窘迫和尷尬；他能夠充分認識傳統醫學的局限性，但從不放棄潛心鑽研其中的方技大義。他的看法是：“《內經》構建之理論硬核——五臟六腑、十二經脈，不可能通過實驗方法得以證實，從而與當代醫學相容。不過，我們完全可以保留這個硬核，因為簡化的人體理論模型也很有用，中醫的理法方藥涉及臟腑經脈時，至今還是用的這一理論模型，不必非採取實驗知識替代它。但需知道，這一理論模型是受漢代、特別是董仲舒天人相應思想激發、同化形成的，也不能用它來否認實驗醫學知識的可靠性和正確性。”他的中西醫互補的學術思想，在他2007年的著作《中西醫結合二十講》裡已經有系統介紹，這裡就不再複述了。

洪鈞老師是我們這個時代可貴的理性主義者、理想主義者。他的坎坷經歷與他疾惡如仇的性格不無關係。正因為如此，他不僅對張功耀、方舟子取消中醫的謬論給予無情痛擊，也對某院士常常缺乏邏輯常識的演講盡情嘲弄。這就是洪鈞老師，一個弘揚理性、弘揚傳統的大寫的人。

切盼《趙洪鈞醫書十一種》迅速問世。此叢書必然會引導醫界走出困惑和迷茫，進入理性的快車道。屆時，具備優雅姿態的中醫人必然會向我們走來，向未來走去。

聶廣
2019年2月於深圳三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