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爾喬亞經驗（1）感官生活（上下冊）

概論
 
第一章 定義的張力
第二章 變遷的締造者與殉道者
感官生活
 
布爾喬亞經驗，I
第一章 甜蜜的布爾喬亞
第二章 攻勢的女人與守勢的男人
第三章 現實的壓力
第四章 飽學的無知
第五章 身體知識
第六章 自我的強化
 
附 錄
關於梅貝爾 · 陶德日記中的象徵符號的說明
文獻綜述
插圖出處
致謝
索引

1. 綱領
 
此項寫作計畫將囊括幾卷大部頭的著作，因此讀者完全有權利瞭解將要讀到的內容。我相信，通過閱讀，讀者最終將同意我的觀點：從維多利亞到佛洛德時期的中產階級〔2〕經驗值得—實際上也強烈地要求—我們進行系統的研究。我的探討將從19世紀初開始，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我把19世紀20年代（在某些地方稍早幾年）作為合適的時間起點，因為誘使歷史學家對“維多利亞人”大加諷刺的中產階級保守的性愛觀和道德的嚴肅性，在1837年維多利亞女王登基前的一二十年就已經確立了。1914年正是精神分析學家西格蒙德 · 佛洛德的事業如日中天之時，這一年明顯可以作為我的時間終點：第一次世界大戰（還有其他的諸多事件）戕害了作為我的研究主題的那種中產階級文化。在這一段時間中，西方文化經歷了不可逆轉的、常常是痛苦的根本變遷。這種變化並不是協調一致的，這樣就為我們做出某些歸納總結留下了足夠的空間。我將在此後的幾章展開詳細的敘述；但在此時，我要概括性地指出：我把19世紀劃分成前後兩個階段—主要是19世紀50年代和19世紀90年代，並著重探討此間發生的意義深遠的文化變遷。在這幾十年中，求愛的方式和教育的理想、對手淫的恐懼和體罰的觀念、對女性的描繪和建築的品味，還有其他諸多的文化特性，都發生了重大轉型，有時是難以覺察的，有時甚至是完全不可辨認的。我在各卷中作為標題使用的術語，也只不過是這些變遷的標記。敏銳的歷史學家不止一次地指出，維多利亞女王不屬於維多利亞人；同樣，佛洛德也不屬於佛洛德學派：他們不對圍繞他們的名字所編織起來的神話負責。我只是要使他們起到一種提示的作用：19世紀90年代的中產階級文化與半個世紀之前的中產階級文化已經大相徑庭了。
 
我是從廣泛的人類學意義上來使用“文化”這個詞的，在這裡也需要稍作說明。有助於構建人類經驗的造物都歸屬在這個廣泛的標題之下：社會制度、經濟發展、家庭生活、道德和宗教信條、醫生的焦慮、時尚潮流、情感結構，甚至還有政治體制。毫無疑問，儘管每一種文化都表現出顯著的特點和一定程度的連貫性，但其各分支卻顯示出某種程度的獨立性，甚至各自毫不相干。在其他場合，我曾經半開玩笑地說過，“維也納”不僅是一個真正的城市，而且是文化史家的創造，因為他們試圖尋求一個廣闊的框架，以便能涵蓋在幾平方英里記憶體在過的生機勃勃、豐富多彩的文學、藝術、科學和哲學生活。對我而言，這不僅僅是一個玩笑：西格蒙德 · 佛洛德的文化與雨果 · 馮 · 霍夫曼斯塔爾〔1〕的文化已經截然不同了—前者深受德國古典主義、19世紀實證主義思想以及眾多猶太醫生的影響，後者還包括那個想像的城市中眾多傑出的居民。我的觀點非常清楚：文化更加複雜，更具有非連貫性，遠比學習現代西方文明的學生所瞭解的更加令人驚訝。因果關係的相互作用、此消彼長，對於試圖闡明文化的歷史學家來說更加曲折複雜。
 
我所說的“中產階級”與“文化”這個概念相比，同樣難以捉摸、難以界定，但通過這篇導言，以及我所列舉的人物表，還有我所引用的主要文獻，“中產階級”這個概念的意義將凸顯出來。我的男女主人公是醫生、商人、教師、家庭主婦、小說家、畫家、政治家，還有因為經營有方而獲得了一定的經濟獨立和社會聲譽的工匠，更有為數不多的貴族—儘管他們的真正身份令人懷疑，但他們的姿態卻是真正的中產階級。在我看來，最理想的文獻常常是無意識的內心表白，例如私人日記、家庭通信、醫療診斷書、家庭手冊、宗教小冊子，還有藝術作品。我將重塑顱相學的片段、解讀親密的信件、闡釋畫作、分析夢境。19世紀中產階級經驗豐富繁雜，既簡明清晰，又深奧難解；既有章可循，又雜亂無章。
 
在這個引人入勝的、非連貫的領域，我既找到了歐洲的材料，也找到了美國的資料。實際上，美國的材料佔據了相當有利的地位。這些材料非常引人注目，因此人們在搜集材料時，絕對不會錯過；對我來說，利用這些材料不僅僅有地利之便，還有其他更多有趣的原因。這些材料對於身後事件解釋的豐富程度遠遠超出我的期望之外。總體上來說，除了極少數顯著的歐洲材料之外，美國人留下的日記、日誌和信件相比於那些來自法國、德國或英國的材料，遠沒有那樣深思熟慮、無可挑剔。現在看來，這些來自美國的材料也是當事人生前懇求銷毀的，卻又有意無意地希望保存下來。並且，我對這些美國材料的解讀也在很大程度上證實了當代評論家的預言：儘管美國有其無可置疑的歐洲淵源，但大多數美國人的觀念還是預示了歐洲的未來發展。從19世紀30年代的亞曆克西 · 德 · 托克維爾到80年後的西格蒙德 · 佛洛德，批評家都把美國看成中產階級社會的典型代表，是中產階級文化的化身，不管是充滿希望，還是充滿威脅，都是歐洲社會不可抗拒的發展方向。正如司湯達、狄更斯和無數的其他評論家指出的那樣，美國中產階級渴求物質利益、缺乏更高的理想、無力追求愛情—所有這一切在美國社會都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也得到了充分的表達。誠然，我已經指出，並將詳盡地證明，19世紀的中產階級文化既是多樣的，又是統一的：對於情感表現的態度、疾病的討論、女孩的監護、避孕套的使用以及中產階級生活中其他的重要構成因素，在每一個時代、每一個國家、每一個階層之間都相差懸殊。但是，除了細微的差異和變化之外，對於每一種獨特的歷史研究來說，中產階級理想和行為的多樣性形成了一個明顯的欲望和焦慮的集合。採用美國的證明材料就是把握19世紀中產階級最純粹的形式—對其註定的命運而言，也是較好的形式。由於在19世紀中產階級文化中，女性的狀態具有十分重要的象徵意義，因此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在各方面都開創了風氣之先：是第一個招收女性上大學的國家、第一個賦予女性選舉權的國家、第一個頒發女性行醫執照的國家、第一個（從材料的印象看來）鼓勵或至少是默許婚外性愛行為的國家。從某種意義上說，19世紀的美國就是19世紀歐洲的未來形態。
 
在這個寫作計畫中，我的主要論點大多得益於佛洛德的思想。這個總體提綱亦是如此。我將各卷的理論框架都建構在基本的人類經驗之上—愛、侵犯、衝突。在本書中，我將探討中產階級的感官生活；在道德戒律和物質可能性壓力之下，性本能衝動所表現出來的形態。在接下來的第二卷中，我將討論中產階級的情愛方式、中產階級性愛的表達和隱現模式。在第二卷中，我還將討論關於愛情的理論；這個時代所表現出的文化幻想；在所謂更高級的文化領域中，性愛欲望所表現出的各種偽裝；聖徒稱為“罪惡”、精神分析學家稱為“異常”的情愛形態；中產階級為性的限制付出的代價—或者是中產階級認為的代價。在這兩卷之中，愛和性是相互交織的，仿佛是作為中產階級幻想的一個理想形態而交織在一起。我決定將這兩卷區別開來，完全是出於技術上的考慮：材料過於豐富龐雜，很難用可控制的方式包含在同一本書中。
 
我之所以選擇中產階級的性和它更加成熟形式的愛作為此項研究的起點，就是旨在戲劇化地呈現，或者說糾正（也許會使之更加複雜化）對維多利亞文化的解讀之中一個揮之不去的頑固的錯誤觀念：在這個欺詐、虛偽的中產階級世界中，為了滿足性欲，丈夫都包養情婦、經常光顧妓院或者猥褻孩童；而妻子都靦腆溫順、盡職盡責，但都性麻木，而將其愛的全部潛能傾注於操持家務、撫養孩子之中。誠然，這種荒唐可笑、一成不變的主導觀念並非完全是空穴來風：實際上，在本卷中，我用了相當大的篇幅來討論受過教育的專業人士—當然還有稍處劣勢的19世紀中產階級—對女性在性方面的無知和偏見。在這個中產階級的世紀中，肯定有性無能的丈夫、性冷淡的妻子、對生活中最基本的事實懵懂無知的青年男女；而關於同性戀組織和拐賣未成年少女的醜聞和報導，則進一步證實了中產階級感官經驗中陰暗的一面。水手、士兵、四處遊蕩的推銷員並非19世紀妓院賴以生存的唯一顧客群體。佛洛德診斷過很多病人，在他看來就是無可辯駁的證據：他所處時代的中產階級文化過度地壓抑了性的衝動。我的寫作就是要修正關於維多利亞時代的流行觀點，其中包括佛洛德的一些觀點，但是我並非為了修正而修正，而是旨在重現19世紀中產階級文化的矛盾衝突、模棱兩可和複雜多樣。在我將討論侵犯的幾卷中，這種文化的矛盾衝突和多樣性也將顯得更加突出。在精神分析之中，對於侵犯的定義仍然莫衷一是；不管對其如何定義，侵犯肯定不僅僅包括仇恨的機制和毀滅的欲望。佛洛德不止一次地談到過征服的本能；在侵犯這個大主題之下，我還包括進人類試圖通過技術、政治、美學和社會創造的方式來控制環境的衝動。我將分析中產階級的適應方式，將討論專業化、職業化、社會研究、科學進展、歷史寫作，還將討論作為幽默的隱含敵意行為模式，以及傳統上對兒童、學生、窮人和外國人的嚴厲態度和行為。
 
此後的幾卷討論自由主義文化的痛苦，我將把衝突的主題移至社會層面，而在精神分析家看來，這主要表現為個體自身的經驗。到19世紀末，在左沖右突中疲憊不堪的中產階級面臨著三個對手，其中每一個對手似乎都毫不妥協：殘餘的貴族勢力和聲望；在富有戰鬥精神的（常常是革命的）意識形態刺激下成長起來的工人階級團體；勇往直前的先鋒派文學、藝術、戲劇和哲學思想則貶斥中產階級喪失了品位、貪戀金錢、對文化充滿敵意。我們對這三個對手當中的最後一個最缺乏瞭解：先鋒派實際上像中產階級一樣也是一個鬆散的團體，儘管其雄辯的代言人不遺餘力地自我標榜其統一性；許多優秀的中產階級實際上歡迎新的藝術形態，在對先鋒藝術的贊助中毫無屈尊之感，而另一方面，很多先鋒派藝術家和作家也是中產階級的中堅力量。歷史學家習慣於引用福樓拜和馬克思對資產階級的猛烈抨擊，仿佛他們的憤懣都是來自反中產階級前線的冷靜嚴肅的報導，但這無助於澄清這種複雜混亂的狀態。在後面幾卷中，我希望修正這種處於紛擾、敵意的宏大世界中，我們對於中產階級生活的既定觀念，而更加接近於它真實的（包括無意識的）經驗。
 
若要使我們的研究涵蓋歷史經驗的所有維度，我們就要將傳統的歷史態度與對人性和人類發展的精神分析技巧融合在一起，並做到彼此間相互照應、取長補短。搜集文獻、探求因果聯繫、時刻警覺以保持對臆測的質疑，所有這些都必須與精神分析緊密結合，只有這樣才能從材料的表面內容深入到其潛在的含義。當然，歷史學家不可能在躺椅或檔案館中複製出這種精神分析的情形，因為它總是傾向於內斂、與外界隔絕，主要是為了促進無意識與無意識之間的交流。然而，歷史學家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接近這種精神狀態。歷史學家能闡釋夢境，特別是當做夢者將夢與一定社會背景聯繫在一起時；他能解讀私人日誌中連貫的主題，就仿佛它們是自由聯想的意識流動；他能夠理解公共文獻，將其作為願望的濃縮和未付諸實踐的行動；他能從對流行的小說或廣受歡迎的藝術作品的癡迷中發掘出其潛在的無意識幻想。
 
在此，我並不是呼籲歷史學家的精神分析化，更不是要成為精神分析學家。即使不受惠於佛洛德的理論，最明智的歷史學家們也能利用各種動機的分析、潮流的影響、微妙的表達方式或者是最輕微的暗示所提供的資訊。我無意奉承歷史學研究的巨擘—不管是埃裡 · 哈勒維〔1〕、馬克 · 布洛赫〔2〕，還是我們能想到的任何典範式人物—我也不是在暗示：如果他們能有幸接受精神分析的訓練，他們可能成為更優秀的歷史學家。常年浸淫於史料之中、訓練有素而且充滿智慧、高度敏感的直覺足以發掘各種聯繫，也能得出精神分析學家即使以其專業素養可能也要付出艱巨努力才可得出的合理結論。就我們所知，佛洛德就曾經表達過對詩人的羡慕，因為他們單憑直覺就理解了他花了多年時間才發現的理論。精神分析學家也可能以同樣的理由羡慕歷史學家。
 
但也無須過分羡慕他們。大部分歷史學家間或採納和運用的心理學理論只是把握了過去的部分節奏和旋律，但其弦外之音、潛在的共鳴、富有深意的複調音樂，還有繁多的驚奇喜悅都超出了他們的掌控。精神分析對闡釋經驗的貢獻在於一套方法和原理，旨在探求過去的隱晦的意義和解讀其精心安排的音符。我的目標在於將精神分析與歷史研究結合起來。本書所在的系列研究並非心理史著作，而是精神分析關照下的歷史研究。這就是區別所在。
 
也許，這種歷史研究最突出的特徵就在於承認社會世界對心理結構的顯著影響，甚至是對無意識心理機制的影響。我們很快就能認識到，19世紀中產階級用以指導其行為的文化符號常常是不確定和充滿焦慮的。那是一個進步和自信的時代，但同時也是一個充滿疑慮和沉思的時代，是悲觀主義迸發的時代，是質疑身份認同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