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後文化局遭裁撤；廣電業務由文化局移轉至新聞局，電視的宣傳角色更為明確。而且根據1976年通過的〈廣播電視法〉第五條，所謂「公營電臺」指的是「政府機關所設立之電臺」；「必要時各類電臺（公營與民營）得聯合經營之」。該法正當化「官民合資」的電視體制，讓特定人士繼續享有利潤，同時也將「公營」中的「公」這個字，解釋為「政府」，而非「公眾」或「公共」。

在官方的包庇下，三台以「公營」機構之名，享寡占市場之實，只求擴大利潤，不需承擔公共責任。尤其在1972年華視成立後，三台進入惡性競爭時期，發展出「外包」的生產模式。亦即為了降低生產成本（如人員薪資、製作經費、廣告業務承攬），把節目轉包給傳播公司，後來甚至只出售時段（包括節目與廣告），不事生產即坐收地租。外製公司為了降低成本，不免降低節目品質，甚至與廣告商聯手，成為廣告商的下游業者。我國無線電視發展至此，政治立場固然仍與統治階級一致，但本質上已經愈來愈接近資本家賺錢謀利的工具，而道德、文化方面的領導功能則顯然愈來愈被忽略了。

在商業電視的弊病出現後，部份社會與文化界人士開始對商業電視追求利潤、不顧教育文化責任的模式發出不滿。例如，作家王禎和在1977年（當時為《電視周刊》撰稿，剖析電視問題）訪問了與電視有關的學者、專家與製作人員，所著《電視‧電視》一書中，不少受訪者嚴厲批判商業電視為了追求利潤已違背了公共利益。例如編劇丁衣即抱怨廣告商已左右了電視劇本的寫作。正如其所言：「誰的意見代表觀眾？說穿了還不是一些外行的廣告商人，在代表觀眾表示意見。」。在這本書中，連親官方的經濟學者魏萼（之後1981年到1985年擔任國民黨文工會副主任）也批評：電視事業受到資本主義宰制，已違背三民主義的要義，因為「資本家拿錢支持電視節目─往往以他們認定的所謂的大眾趣味為趣味，內容就不免要趨向低俗，水準就不免要日日下降，節目所提供的已不是健全的娛樂，而是一種麻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