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到，由《新青年》啟蒙知識分子發動的道德變革，率先對儒家倫理展開了整體的批判。在強烈的個性解放以及個人意志自主性的裹挾下，一方面，他們將晚清以來譚嗣同等人對「三綱」的批判重心，從「君臣」擴展到了「父子」與「夫妻」。另一方面，他們把這種對於以「三綱」為核心的儒家規範倫理的抨擊，引向了批判「吾國自古相傳之道德政治」的深度。在這場狂飆突進式的道德變革中，個人主義成為顛覆儒家倫理規範的重要思想資源。

就在陳獨秀借用尼采的「主人道德」和「奴隸道德」來區別「三綱」與自由民主的同一年，20歲的長沙人易白沙（1886-1921）在《青年雜誌》上，分兩次發表了〈孔子平議〉一文，公開指名道姓向孔子發起挑戰。易白沙認為，「孔子尊君權而漫無限制，易演成獨夫專制之弊」；「孔子講學不許問難，易演成思想專制之弊」；「孔子少絕對之主張，易為人所藉口」；「孔子但重作官，不重謀食，易入民賊之牢籠」 。由此出發，易白沙既強烈抨擊君主帝王在政治上的專制，也堅決反對孔子儒學在思想及學術上的獨斷。新文化運動的另一思想家吳虞（1872-1949）雖然遠在四川，但正是讀了〈孔子平議〉之後，興奮地引易白沙為「思想之同調」。在〈吃人與禮教〉、〈家族制度與專制主義之關係〉、〈說孝〉等代表作中，這位被胡適譽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對於儒家禮教進行了不遺餘力的攻擊。

可以看到，吳虞的態度較易白沙更加激進，他將反對宗法制度、家族制度、專制制度和批判封建宗法思想、禮教、倫理道德結合起來。吳虞指出，「孝」、「悌」為兩千年來專制政治與家族制度「聯結之根幹」，其流毒「不減洪水猛獸」，因此，他說：「到了如今，我們應該覺悟：我們不是為君主而生的！不是為聖賢所生的！什麼『文節公』呀，『忠烈公』呀，都是那些吃人的人設的圈套來誆騙我們的！我們如今都該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講禮教的，講禮教的就是吃人的呀！」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吳虞激烈的反孔非儒的主張，已經集中表現在對於儒家道德核心的「孝」的抨擊之上。毫無疑問，吳虞近乎極端的言論，與他痛苦的家庭悲劇及社會給他的巨大壓力有密切的關係 。因此不難理解，為何他的文章問世後，能在社會上激起如此強烈的反響與共鳴。吳虞在文章中這樣發洩著自己的滿腔憤怒和痛苦：「他們教孝，所以教忠，也就是教一般人恭恭順順地聽他們一干在上的人的愚弄，不要犯上作亂，把中國弄成一個『製造順民的大工廠』。孝字的大作用，便是如此。」 由於他認為「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工具」，因此，吳虞「非孝」的另一面，其實是「非忠」：「儒教徒之推崇君主，直駕父母而上之，故儒教最為君主憑藉而利用，此余所謂政治改革而儒教家族制度不改革，則尚餘兩大部專制，能得真共和也。」 在〈一九一六年〉中，陳獨秀已經正式攻擊了與三綱相應的忠、孝、節三種德目，而吳虞則直接將批判的火力集中到「孝」的理論，對於傳統的批判一步步靠近儒家倫理的核心地帶。

五四期間從美國學成歸國的蔣夢麟（1886-1964），後來在回憶錄《西潮》中寫道：「這些激烈的言論固然招致一般讀者的強烈反對，但是全國青年卻已普遍沾染知識革命的情緒。」 1919年11月，浙江第一師範的學生施存統（1899-1970）在《浙江新潮》上發表〈非孝〉一文，試圖通過對「孝」的嚴厲批判引起大辯論，「以推翻傳統的家族制度，為創建一個新社會開闢道路」 。據施存統回憶，〈非孝〉發表後，不僅他自己被稱為「妖怪」，他的表妹也被「冷嘲熱罵」為「禽獸底表妹」。校內校外到處聲討〈非孝〉的「大逆不道」，最終發展成所謂「浙江一師風潮」。施存統在寫於次年的《回頭看二十二年來的我》一文中，回憶一年前的心境時說：「人類應當是自由的，應當是平等的，應當是博愛的，應當是互助的；『孝』的道德與此不合，所以我們應當反對『孝』。」有趣的是，在此前的1917年，當這位青年剛剛進入浙江一師，讀到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的反孔言論時，曾斥責陳為「一個刻薄的文人」；但是，不久以後，就成了《新青年》的「半信徒」，到了1919年下半年，就「全體都贊同」了。由此可見青年徹底反對舊倫理的激進情緒和《新青年》的強大輿論感召力 。後來，施存統的偶像陳獨秀還專就〈非孝〉寫成一文，稱讚道：「《浙江新潮》的議論更徹底，〈非孝〉……文章天真爛漫，十分可愛。」

持有個人主義話語的知識分子主要關注與抨擊的對象，當然還包括禮教中的家族制度與婦女問題 。李平在〈新青年之家庭〉一文中寫道：「前此國人之腐敗，青年之墮落，要皆惡劣家庭所養成。家庭不良，社會、國家斯不良矣。」 劉師復（1884-1915）也說道：「我常謂支那之家庭，非家庭也，是一最愚暗之監獄耳。欲破此大獄，其惟婚姻革命乎！而助此二者之實行，則綱常革命也。」 傅斯年更是把傳統的家庭視為破壞個性的最大勢力和「萬惡之源」。他激動不已地說：「有人說，這是名教，不可侵犯；還有人說，社會『名教罪人」、「名教罪人』，不可不小心的。其實，名教本是罪人，哪有不名教的罪人，名教本是殺人的，哪有不殺人的名教。」 傅斯年的看法，在他的老師輩李大釗那裡得到了積極回應：「中國現在的社會，萬惡之原，都在家族制度」 ，因為「我們現在所要求的，是個解放自由的我，和一個人人相愛的世界。介在我與世界中間的家國、階級、族界，都是進化的阻礙、生活的煩累，應該逐漸廢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