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亞民事程序法建制的脈絡下，沈冠伶進一步在第三章探討臺灣在《民事訴訟法》上的改革，以及此一改革對於法院功能的影響。她觀察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在一連串的《民事程序法》改革後，各類民事紛爭處理制度已趨健全，但法院的調解及法院外的仲裁事件均逐年增加，而訴訟事件卻相對減少。此一令人相當詫異的現象，究竟是因當事人對於法院或訴訟制度的不信任、臺灣社會法治化程度仍有賴加強、或是因為調解或仲裁等相關制度運作確實較能滿足紛爭當事人需求，她認為均還值得進一步觀察。
 
因此，沈冠伶以法院的調解制度為中心，來觀察臺灣在裁判外紛爭處理制度（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ADR）的現況與發展。她發現臺灣自引進西方式的法院制度以來，隨著法治社會的逐漸成熟，民事訴訟事件的數量逐年攀升，對於司法機關形成很大的負擔。也因為如此，司法院近年來大力倡導裁判外紛爭處理制度，加強推動法院的調解，甚至將其列為2006年的重要司法政策之一。同時間，存在於地方自治團體的鄉鎮市調解制度重新獲得重視，仲裁制度亦被倡導。
 
這些法院外的紛爭解決制度的強化，使得愈來愈多民事紛爭循法院外的途徑來加以解決，遂造成民事程序法制改革後，人民對於法院在訴訟事件的利用反而趨緩。對於司法政策過度強調法院外的紛爭解決制度，是否可能導致權利主張的意識模糊，甚至弱化法院的法政策形成機能，沈冠伶也特別呼籲司法行政部門必須予以省思。
 
吳從周在本書第四章中，從民事法律繼受的角度，探討東亞作為規範繼受國，與規範被繼受國的歐洲──尤其是德國，是否仍維持單向的規範移植與繼受關係，抑或可能開展出雙向的良性互動，甚至是溝通對話。他從東亞各國債法修正的歷史切入，發現歐洲民法，特別是歐洲契約法整合運動，約從1970年起以迄2010年暫告一段落，而這整個修法的過程，不但直接影響德國2002年債法現代化之修正，更間接觸發日本、中國及韓國等各國的民法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