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拉丹和戴利請一名學生在房間內假設自己癲癎發生。隔壁房間只有一個人，聽到這位學生發病後，前往協助的機率是八五％。如果實驗對象認為，還有四個人也聽到這名學生正在發病，他們馳援的機率降為三一％。在另一個實驗中，看到門縫冒出濃煙的人，如果周遭沒有旁人，會報警的比率高達七五％；如果還有其他人一起看到，則報警的比率只有三八％。換句話說，此時身處團體之中的個人，把採取行動的責任分散到所有人身上。
 
他們以為別人會打電話；或者他們誤認為，如果周遭沒有人打電話，不管是隔壁房間癲癎發作的聲音或門縫的濃煙，可能都不值得大驚小怪。
 
在珍諾維絲小姐的案例中，拉丹及戴利等社會心理學者認為，我們學到的教訓不是「雖然有三十八名目擊者聽到她喊救命，但是沒有人打電話報警」，而應該是「因為三十八名目擊者聽到她喊救命，所以才沒有人打電話報警」。因此諷刺的是，如果她是在一條靜巷內遭到歹徒攻擊，四下只有一名目擊者，她反而可能逃過一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