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未完成的文化革命
我的第一本書叫做《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以改變世界嗎?》,是對搖滾樂作為一種流行文化的社會與政治力量的提問。作為一個樂迷,我當然相信答案是肯定的:因為我和許許多多的人一樣,都是一個被流行文化改變的例子,我們在搖滾樂中認識世界,被empowered、被inspired,且許許多多的閱聽者都可能在某些歌聲中,形塑起對世界的共同價值與圖像。當我們都被改變時,不就是世界被搖滾樂改變了嗎?
當然,搖滾樂也被世界改變。意思是,流行文化不是在真空中被生產與傳播的,它反映了特定時空中的政治權力、產業結構、意識形態和美學觀念。因此,每一首歌,每一部電影,每一部電視劇,都可能成為我們理解時代的鑰匙。這也是研究流行文化的魅力與意義。
我在2012年的秋天搬到香港,擔任《號外》雜誌的總編輯。這份雜誌和其中的人和過去三十多年香港流行文化是如此不可分割,而香港的流行文化又曾是如此強大:畢竟我們都是香港流行文化的孩子啊。如今當我的名字被印在這個雜誌上,可知我心中之惶恐是難以言喻的。
但另一方面,我也知道香港正進入一個很不一樣的新時代,無論是政治、社會或流行文化。作為一個關注先鋒趨勢的媒體,我們需要去捕捉新的香港精神。
很快地,我在《明報》上注意到一個作者:阿果。他對電視、音樂等流行文化的評論,不僅精準,且能從個別故事之中,詮釋出整個城市的情緒,不論是焦慮或憤怒,我非常喜歡。不久後,我邀請阿果成為我們的作家之一,而他的文章從不讓人失望。
接着,當時甚有影響力《主場新聞》做了一個《號外》專題,阿果寫了一篇文章比較《號外》和2013年7月創刊的《100毛》,並且評論說後者釋「這個年頭香港最具代表性的雜誌,起碼從形式上」,因為他們的語彙和形式,更能掌握到這個時代青年的sensibility。
這個評論我是接受的——但我要抗議的是:阿果對比的《號外》年代是早期的狀態,而不是從2013年初開始的《號外》。當然,基本上我們和他所描述的過往《號外》在形式、語言和美學上,仍然是一脈相承的,你可以說是老派、知識份子或者文化人。
但在內在精神上,正如阿果寫到,《100毛》誕生的年代如同七十年代的中期,是一個「變」的年代,那麼我當然也希望讓《號外》去和這個變化的年代對話,甚至成為這個「變」的一部分,不論是新的政治運動、社會議題(如同志運動、土地正義),或者當香港流行文化的黃金時代逐漸消逝,而新一代的獨立音樂和電影開始出現時,我們要讓這些新聲音更宏亮、更強壯,更成為新的香港精神。
說來是一種特殊的緣分,阿果提到2012年香港進入這個改變的年代(這也是本書的起點),而我正好是在這一年秋天、在反國教運動佔領政總後的一個月,來到香港,進入《號外》。這個城市和這個媒體都正在改變。
在我2015年春天要離港返台時,劉細良曾在一個場合提出一個很犀利評論。他說《號外》一直是要讓香港精神變得glamorous:在八九十年代,這個對象是流行文化,所以封面是那些迷人的明星icon。但我主編的2013年1月開始,我們是讓香港的新社會聲音和獨立文化變得glamorous,不論是改版第一期的封面人物學民思潮、第二期的大愛同盟,或者在fashion issue的封面放上獨立樂隊觸執毛。因為他們才是這時代的香港精神。
是的,從2012到2015年,香港的確在經歷一場巨大的典範轉移。然而,當舊的典範已然崩塌,而獨立音樂看似起來了,《十年》拿到了金像獎最佳電影、新媒體好似更活躍,但這個文化革命真的會完成嗎?
此刻的我們不能知道答案。本書中的批評與研究,或許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更重要的是,革命尚未成功,香港不能放棄。
張鐵志
台灣文化評論人,曾在2012年11月到2015 年5月擔任《號外》雜誌總編輯暨聯合出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