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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再現:台灣作家在東亞跨語越境的翻譯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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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以採行實證的研究方法,
  聚焦於「譯者」的翻譯實踐與媒體的關係。
  藉由釐清譯作的原文出處與版次的差異性等,
  建立文本比較的基礎研究。
  同時關注譯本生成的歷史條件與文化環境,
  並參閱西方翻譯理論,
  深化議題性的討論。
 
  全書共分七章,研究對象主要選擇吳坤煌、楊逵、龍瑛宗、鍾肇政、葉石濤、陳千武等台籍「翻譯者」,進行他們翻譯路徑的分析,發現戰前的譯者在日本左翼的報章媒體上,藉由翻譯「代表╱再現」殖民地台灣。政權更迭的戰後初期,本土知識分子利用翻譯進行文化傳播,並將中國知識再脈絡化。戰後的譯者則將台灣戰前的日語文學翻譯「重置」(re-place)到戰後當代中文語境的脈絡中,並扮演著再脈絡化的角色(contextualizer)。從台灣新文學史的發展歷程來看,他們譯作生產的社會脈絡(context),以及在翻譯實踐過程中如何轉換個人的文學能量,均展現出高度的各自文化能動性。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王惠珍
 
  台灣台南人,日本關西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中國文學博士,現任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兼任所長,曾任教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專長為龍瑛宗文學研究、台灣殖民地文學、東亞殖民地文學比較研究等。著有《戰鼓聲中的殖民地書寫:作家龍瑛宗的文學軌跡》(2014),編有專書《戰鼓聲中的歌者:龍瑛宗及其同時代東亞作家論文集》(2011)。學術論文有〈譯寫之間:論戰後第二代省籍作家鄭清文的翻譯閱讀與實踐〉、〈記憶所繫之處:戰後初期在臺日僑的文化活動與記憶政治〉、〈一緘書簡藏何事:論戰後龍瑛宗的生活日常與文壇復出〉等。
 

目錄

導論
第一章 吳坤煌在日的文化翻譯活動:以1930年代日本左翼雜誌為考察對象
前言
一、旅日福爾摩沙青年吳坤煌
二、日本左翼同人詩刊中的台灣詩人
三、在日本戲劇雜誌的台灣評論家
四、左翼雜誌中殖民地資訊的報導翻譯
結語
附錄:〈現在的台灣詩壇〉與〈台湾詩壇の現状〉的增刪情況

第二章 1930年代日本雜誌媒體與殖民地文學的關係:以台灣/普羅作家楊逵為例
前言
一、東亞作家的文化交流
二、與日本媒體建立的合作模式
三、日本文壇文學議題的參與
四、殖民地台灣社會的報導與批判
結語
附錄:1930年代楊逵在日刊物發表目錄

第三章 戰後初期(1945-1949)台灣文學場域中日譯本的出版與知識生產活動
前言
一、政治性的翻譯:官方日語書籍的譯介與出版活動
二、翻譯的政治性和社會需求
三、日語通俗文學的出版與譯介
四、左翼文化人的譯介活動
結語
附錄一:戰後初期「台灣藝術社」出版品(社址:台北市太平町二段八十五號)
附錄二:中華日報日文版「家庭欄」與婦女議題相關的文章

第四章 1960年代台灣文學的日譯活動:《今日之中國》的文學翻譯與文化政治
前言
一、《今日之中國》的發刊背景及其編譯者
二、戰後省籍作家的創作與翻譯實踐
三、選譯外省籍作家的作品類型
結語
附錄一:省籍作家刊於《今日之中國》的小說作品目錄
附錄二:外省籍作家刊於《今日之中國》的小說作品目錄

第五章 析論1970年代末台灣日語文學的翻譯與出版活動
前言
一、再發現台灣文學的歷史條件
二、報紙副刊作為譯介傳播的載體
三、遠景出版社的「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
結語
附錄:《民眾日報.副刊》(1979.01-1979.12)的日治時期台灣文學譯作

第六章 1980年代葉石濤跨語越境的翻譯實踐
前言
一、翻譯的政治性:日本台灣文學研究論文的改譯
二、翻譯的大眾商業性:日本推理小說的譯介
三、翻譯的自主性:韓國短篇小說選集的擇譯
結語
附錄:葉石濤譯作《地下村》相關之刊出資料表

第七章 後解嚴時期西川滿文學翻譯的文化政治
前言
一、日本遣返者文學中的台灣書寫
二、戰後西川滿的文學活動
三、戰後西川滿文學在台的翻譯接受史
結語
附錄:戰後西川滿文學在台翻譯年表
結論
參考書目
論文出處一覽
後記
 

導論
 
  近幾年筆者一直關注台灣日語、跨語作家們在翻譯領域的文化實踐活動,發現他們在台灣文壇裡除了從事文學創作之外,也經常被當時的媒體主編賦予「翻譯者」(the translator)的角色,然而,這樣的文化身分卻鮮少被論及。在台灣的翻譯知識系譜中,戰後台灣外文學門以英美文學為尊。「日語」在國民黨的抗日史觀中,被視為台灣人「被奴化」的表徵,但它同時也是台灣民間另一種反國民黨極權統治的知識話語,東亞文化區域內另一種交流的「共通語」。「日語」在台灣的文化歷史脈絡中,成為與時俱進不斷被賦予多重政治文化意義的語言。目前雖已有研究者關注到日治時期外來思潮譯介的情況,但論及台灣翻譯知識時,仍多強調來自中國、日本、西方橫向移植的影響關係,以中國五四傳統和歐美文化的翻譯傳播為主,鮮少關注島內縱向繼承的問題。因此,筆者將試圖重新檢視台灣作家的「譯者」身分,釐清他們在實際的翻譯實踐中如何「再現」(represent)台灣。
 
  單德興在〈譯者的角色〉裡定義,翻譯就是語文的再現,而翻譯者就是語文的再現者(representer),薩依德指出知識分子在「代表/再現」他人時,其實也「代表/再現」了自己的觀點,認為「作為再現者的譯者(也是某種意義的知識分子──至少是具備兩種語文知識的人),在代表/再現原作(者)時,其實也代表/再現了自己」。在台灣新文學的發展過程中,台灣譯者在其中究竟扮演怎樣的角色?他們又面臨怎樣「再現」的問題?戰前日語譯者吳坤煌(1909-1989)和楊逵(1906-1980)在日本左翼的報章媒體上,藉由「翻譯」如何「代表/再現」殖民地台灣?在政權更迭的戰後初期,本土知識分子利用翻譯如何進行文化傳播,和中國知識的再脈絡化?冷戰時期龍瑛宗(1911-1999)等本省籍譯者如何利用對日的宣傳雜誌《今日之中國》,翻譯「再現」戰後1950、1960年代的台灣當代文學?1970年代之後,跨語世代的譯者如鍾肇政(1925- )、葉石濤(1925-2008)等人在翻譯實踐中如何成為日語世代與中文讀者的中介者(mediator),成為二者之間的溝通者(commuicator)與傳達者(expresser)的角色?他們如何將台灣戰前的日語文學翻譯「重置」(re-place)到戰後當代中文文學的脈絡中,扮演著再脈絡化(recontextualization)的角色(contextualizer)?解嚴後,葉石濤、陳千武(1922-2012)如何將在台日人作家西川滿(1908-1999)的文學以翻譯的形式重新回收到台灣新文學的範疇中,讓西川滿的台灣書寫重返台灣文學場域?
 
  在翻譯研究的領域中,韋努隄(Larence Venuti)認為盛行的翻譯研究、評論、教學與出版所採用的都是「工具性的翻譯模式」(an instrumental model of translation),即其所謂的「工具性主義」(instrumentalism)。此種模式與主義所重視的是原始文本,基於本質論的思維,預設了原文中有其「不變之處」(invariant),要求在譯文中加以複製或轉移,以期製造出語意上、形式上與效應的「對等」(equivalence),並且傾向於馴化的翻譯策略,盡其可能符合譯入語的風格與成規,強調譯文的流暢性、可讀性與透明性,但卻忽略翻譯過程中的物質性、文化條件、社會背景與歷史脈絡。譯作經常依附在原著之下,漠視譯者的角色與貢獻,譯者隱沒其中,使得翻譯研究在學院中長期處於邊緣位置。台灣學界鮮少注意譯者的存在,更遑論非學院派的民間「日語譯者」,其文化位置更是邊緣的邊緣,以至於他們的譯業長期受到漠視。因此,當我們重新探討台灣的殖民歷史或後殖民文學譯本時,究竟應該如何看待和評價這群譯者在戰前跨殖民地(trans-colonial)的翻譯活動和戰後跨時代、跨語際縱向繼承的翻譯活動?他們在此翻譯實踐中如何彰顯譯者的能動性(agency)和建構台灣民族文化的多元意涵?希望藉由本書各章節的討論,讓這些「譯者」能夠「再現」(reappear),釐清台灣作家在翻譯實踐上的文化特殊性,及其譯業對台灣新文學發展的歷史意義與文化貢獻。
 
  目前台灣國內翻譯理論多源自於「英美文學」領域的譯介,並運用於文化研究領域的討論而備受關注,翻譯研究甚至成為台灣外文學門的顯學之一。然而,外文學門的研究者大都聚焦在中國清末西學東漸的過程,分析西方文化知識中譯的翻譯現象,並對西方翻譯理論提出質疑和反思。然而,對於台灣內部因被殖民的歷史而衍生的特殊翻譯現象卻鮮少關注。因此,筆者將反身自照,借鑑這些翻譯理論重新檢視屬於台灣在地的翻譯經驗,進行具有在地性的理論詮釋。
 
  近年來坊間出現數本西方翻譯理論的譯介評論選集,皆是當前備受學界關注的翻譯理論,發人省思,對筆者釐清台灣翻譯文學的研究議題頗具啟發性。其中的「目的派」之漢斯.弗美爾(Hans J. Vermeer)認為翻譯是一種行動,而行動皆有其目的性,因此翻譯要受目的的制約,譯文好不好在於能否達到預期的目的。「忠於原文」並非是唯一的選擇,而是視其目的而決定選擇哪一種翻譯行動,即「翻譯」、「意譯」、「編譯」或「忠於原文」。戰後跨語作家的翻譯政策,其文化政治的目的性皆鮮明可見,但是在檢閱制度的規訓下,為了不牴觸政治禁忌和規範,譯者必須調整翻譯策略藉以達到翻譯的目的性。
 
  伊塔馬.埃文─左哈爾(Itamar Even-Zohar)認為翻譯文學在文學多元系統中本身亦有其層次。在台灣的文學場域裡,西方翻譯文學占據了核心位置,日本文學次之,台灣島內日語作家的譯作,經常在讀者欠缺台灣歷史認知的情況下,被誤讀成「中文」作品。另外,台灣跨語作家又多身處於台灣文壇的邊緣位置,因此,「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成為「長銷」全集自然是可預期的。但,左哈爾認為翻譯文學在塑造多元文學中心部分的過程中,扮演著舉足輕重角色。綜觀解嚴前後台灣民族文化論者,為了塑造台灣多元文化的內涵,譯出台灣日語文學、在台日人的文學與戰前有關台灣原住民、庶民文化踏查的文化成果,藉以挑戰被定為一尊的「中華文化」。1970年代台灣鄉土派文學在台灣文學場域中,處於邊緣弱勢。戰後在這波譯介戰前台灣文史資料的過程中,主流媒體《聯合報》的「聯合副刊」,在論戰後雖亦想參與這個翻譯文學的生產活動,但跨語作家仍仗其語言優勢,主導此項文學翻譯的工程,翻轉彼此的關係建立某種合作關係。到了1990年代本土化的潮流已勢不可擋,他們又繼續譯介曾是具有政治禁忌的「在台日人」的文學,這樣的翻譯實踐展現了台灣新文學如何從「幼嫩」、「邊緣」、「弱勢」到走向多元性的歷程。
 

詳細資料

  • ISBN:9789570856200
  • 叢書系列:聯經學術
  • 規格:精裝 / 368頁 / 14.8 x 21 x 2.9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內容連載

第一章  吳坤煌在日的文化翻譯活動:以1930年代日本左翼雜誌為考察對象
 
前言
 
從1920年代中期起日本普羅文學家就開始意識到,在日本文壇的普羅文學運動中,殖民地文學存在的必要性。日本普羅文學聯盟的任務規定中,第七項目之五,特別標舉子項:「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帝國主義的文化支配之闘爭」,指示:「我們的目標畢竟是在於揚棄民族文化,樹立國際文化,絕非是建設民族文化……我們非得為在朝鮮、台灣、關東州等地民族文化的自由戰鬥不可。」(《NAPU》2卷11號)日本左翼運動者積極地拉攏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被壓迫者,以期團結各方勢力對抗、鬥爭帝國主義,其中文學結盟是他們最有效的方式。
 
台灣(1895)雖比朝鮮(1910)早十五年改隸被編入日本帝國版圖中,然而,朝鮮日語作家卻比台灣日語作家更早活躍於日本文壇,早在1920年代日本普羅文學團體的機關誌《戰旗》、《プロレタリア文化》等刊物中,就可見金斗鎔(1903-?)、李北滿(1908-?)、金龍濟(1909-1994)、安漠(1910-1958)等知名朝鮮左翼文化人士的創作,包括文學創作、論述或介紹朝鮮文學、演劇等。
 
1931年滿洲事件後日本軍國主義者對左翼運動的鎮壓更形激烈。然而,根據白川豐的研究歸納,1930年代前半台、鮮殖民地作家的作品在日的曝光率卻未降反升,其理由是因為:「當時是日本文壇的交替時期,有必要從『外部注入』殖民地作家的異色文學。殖民地作家方面又利用這種狀況登上日本文壇,訴諸故國的殖民地現實。」這些雜誌因而設置「地方特輯」、「地方消息」欄位,提供殖民地作家發表的空間。他們的論述與主張藉由這些雜誌媒體的流通傳播,讓日語讀者理解台灣、中國、朝鮮各地受壓迫者的現實情況,期待募集對殖民地議題關心的日本讀者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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