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上，此一時間／敘述模式，實接近於法國女性主義學者克利斯蒂娃（Julia Kristeva）所說的「象徵態」（陽性、後伊底帕斯期、象徵秩序）與「符號態」（陰性、前伊底怕斯期、混亂無秩序）二者由對立進而交錯互動的歷程，女性敘述的優游自得，以暗蘊其中11。然而「歷史」原是一歷時性的論述形式。所涉及者，不僅是浸滲於敘述中的時間觀念，更包括記憶的形塑模式，論述觀點與材料的斟酌取捨。民國初成，國事如麻，各路人馬雜遝，每一事件現象或派系鬥爭，都有可能被誇張、扭曲為建構國家歷史論述的「歧始點」（bifurcation），也都可能被湮沒於紛云倥傯的各類報導與記憶形式之中12。當時資料記錄之各說各話，真相與敘述間之撲朔迷離，實與官方造神版歷史論述的定於一尊，大相逕庭。「女作家」經由對間諜金無怠死因調查過程的一番歷練，自是深諳箇中玄機。於是，雜陳各不同記述版本以拆解大歷史迷思，演示文字／影像／想像間的多重曖昧，以質疑照案史料的寫真存證功能，遂成為《行道天涯》以「殘缺瑣屑」解構「完整自足」的另一實踐形式。

綜觀整部《行道天涯》，其敘事幾乎自始至終皆與昔日報紙新聞史料相片相表裡。弔詭的是，一切原為紀實寫真的憑證，竟也成為瓦解（大）歷史真相的利器。且不說全書正是「從一張甲板上的照片開始上溯」(3)，史料見證與文學想像的辯證，已盡在其中。對孫文的描述，也是藉由當時〈文匯報〉、天津報紙上的文字發端13。頻頻出入於種種中外報刊電訊宣言及不同個人的回憶紀錄之間，女作家要告訴我們的，無非是歷史的隨機偶然、真相的曖昧閃爍──「國父」的尊榮，何曾是理所當然14？臨終遺言，究竟是「和平奮鬥救中國」，抑或是「同志們，繼續我的主義，以俄為師」(231)？孫文逝世後的報紙報導，尤其驗證了「歷史正以某種即興的方式在進行」：

當時北方報紙上，除了國民黨的訃告外，有關先生逝世的消息其實不多。主要理由是先生並不受北方輿論重視，人們把他看成不肯服輸的黃昏老人，最多興起一陣失敗英雄的惆悵。先生斷氣同一日報紙上，除了照例有小兒迷路、小偷被偷、車夫納妾、少婦忤逆、妓館減價、犬竟產豬……的各種軼聞，到詳細刊登了班禪抵京第一天的大菜單，早茶就有麥皮粥、火腿炸魚、牛肉扒等等。……直到先生逝世第三日，報上總算出現了段執政以中山首創共和、有功民國，決定頒給治喪費六萬元的報導。……至於同一版的報紙有關先生的篇幅中，最大的廣告是「仁丹」總行刊登的悼詞，……那一顆顆小小銀白色口服錠當年能治百病，甚至包括性病。

盒子的商標上是先生親書的「博愛」二字，細字則印著「仁丹」是淋病梅毒的斷根新藥。（《行道天涯》，台北：聯合文學，1995，頁232）

至於照片，除卻它悼亡召魂的美學意義外15，蘇珊．宋妲（Susan Sontag）也曾指出：照片中的現實是被重新界定的──做一種展覽的項目，做為供作審察的紀錄。因此，照片給我們一種欺騙形式的擁有──關於「過去」、「現在」以及「未來」。尤其在中國，「拍照永遠是一種儀式，永遠涉及『姿勢』以及必要的『允許』」16。從小說中，我們看到的，正是照片如何召喚著各種不同方式的記憶與想像，以及影像姿勢背後的虛枉：珍珍看著「媽太太」與鄧演達的照片，想像關於她傳聞中的韻事(49)；孫文「不忘在黨證上放置自己的照片──成為鐵證如山」(121)；老去的宋慶齡看著孫文的照片，一直認為自己不是一般人的她，卻硬要作為「佯裝的農婦」(99)；甚至葬禮中，要讓「一班不相干的小學生圍著他，行舉手禮。鎂光燈一閃一閃，小學生還要擠出兩行眼淚，跟媽太太道別」(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