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八日槍響時〉是平路初試啼聲之作，處理上猶嫌淺露，向來論者不多，但它對此一議題的素樸思考，卻頗堪注意。小說主角莫阿坪，是一華裔越南人，越南淪陷後，他隻身非法入境，流亡來美，與異文化格格不入之際，故園風情總也伴隨著他的前妻阿湄，不時在心頭閃現：

風永遠軟軟的拂過，像是阿湄的手，樹叢底下，他愛把阿湄的手揣在懷裡細細搓揉……那軟軟的風繼續拂過湖水……岸上的廟宇傳來風鈴的響聲，掉進水裡：晃啷晃啷、晃啷晃啷……那時候，他是一個倜儻的青年，身材在自己同胞間不高不矮，臉上也沒有疙疙瘩瘩的皺皮……（〈十二月八日槍響時〉，《玉米田之死》，台北：聯經，1985，頁138）

但與此同時，由於天生矮小猥瑣，懦弱無能，「可憐在西方人的標準裡只是一個孩子，一個發育不全、口齒不清、在童裝部裡買衣服的孩子」(156)，迫於生活現實，他為了需要合法身分，「需要一個喘口氣的床位，一塊避風雪的地方」(146)，娶了為前夫所遺棄的、已有三個孩子的南歐裔美籍女人蒂娜──雖然他「剛開始就沒有當蒂娜是女人，更別說是自己的女人」，但「好像只要殷勤的挽住那個白種女人，他便與一群一群皆上游走的越南人畫清了界線」(153)。因此，縱使齊「大」非偶，床第間每每供需失衡，力難從心（「當他在她肥碩胸部頻頻喘氣的時候，她便撫著他那搐動的肩，打氣地說：『再一次吧！再一次就好了！孩子，我的乖孩子！』」(141)）他還是「寧願蒂娜是一個母系社會最大的頭頭，自己便可以永遠棲息在她柔軟的膝蓋上，不必付出什麼，便過那最容易的日子」。而且，他「一定要告訴別人，他有一個白人老婆，儘管她胖得不成形狀，但她的血統是對的」(137)。
關於這一心態，他自己其實也很清楚：

他對女人豈不就是他對美國態度的一種反映：他需要美國（他也需要女人），美國是他的衣食父母（女人當初也是），但他心理又實在恨美國對他家鄉的始亂終棄（女人雖然始終跟他在一起，但那也許比一走了之更糟糕）！（147）

顯而易見地，對處於國家認同危機中的莫阿坪而言，那溫柔婉約的前妻，已成為鄉土想像中替代性的「戀物」對象，是僵固凝止的、召喚愛欲想望的一幀幀心頭舊照；現實中強悍的異國後妻，則在不斷挑釁他男性意識與國家認同的同時，成為引發一切被虐自憐情緒的焦慮源頭。經由她的逼視，男性的國家身分，遂無可避免地落入了（被「始亂終棄」的）女性位置；生活上的多方仰恃倚賴，卻又使他自甘成為女人的「孩子」。以致於，每當他跌入溫情與苦痛兼具的昔日舊夢之中，不可自拔時，

搖醒他的，都是一隻肥腴的手臂，貼過來還有濃濃的體臭。在那腥腥膻膻的騷味底下，阿坪倏地覺得安全。他總是狠命抓住那厚實的肩膀，將額投靠過去，眼眶裡湧出感激的淚……（159）

此一互動關係，正所以迫使他在男性／女性／嬰兒的位置中不斷游竄轉換，流離失所。依違其間，棄絕、否認（disavow）已身所從出的生父（祖國越南），逕自走上「漫長曲折，不准回頭的逃亡路」(161)，終究也只能是現實生活中可笑可鄙的幻夢一場。

莫阿坪的悲喜故事，已初步展演了女性在傳統男性心中的「鄉土想像」與「性別化國家主體」議題中的複雜性格，以及顛覆、瓦解男性（家國）主體意識的潛能。歷經徒然的狂想與掙扎，阿坪終苟且屈從，無言地宣告男性主體意識的幻滅。然而，海外遊子心之所繫台灣，畢竟不同於已淪亡的越南──越南是回不去了，但台灣呢？她隨時等待遊子回歸的土地，她的女性，或母性特質，又將怎樣左右男性（家國）主體的形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