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義者西蘇（Helene Cixous）曾指出：「整個寫作史幾乎都同理性歷史混淆不清，它既是結果，同時又是其支持者和特殊的託詞之一。它是菲勒斯中心主義傳統的歷史：自我愛慕、自我刺激，自鳴得意」。因此，女性

必須寫她自己，因為這是開創一種新的反叛的寫作，當她的解放之時到來時，這寫作將使她實現她歷史上必不可少的決裂與變革。8

這對《捕諜人》中的「女作家（平路？）」而言，顯然體驗獨深吧？自從她同意與「男作家（張系國？）」採一人輪流寫一張的方式，接力合寫中共間諜金無怠離奇死亡的終始本末後，男作家即派定：「我就從金無怠的角度寫，妳從金妻的角度寫。男自寫男，女自寫女」(6)。但事實上，男女兩作家一路寫來，「陰」錯「陽」差，由路平所主導的女作家，在在顛覆了由男作家所指派的角色定位，最後，不僅剝解了男性歷史書寫的虛望，更使一直自以為主動選擇題材與操控遊戲規則的男作家，焦慮地懷疑自己活在女作家用文字所創造的世界之中9。箇中曲折，一方面案諸二人對真實與虛構、瑣屑與完整的辯難過程；另方面，也呈顯於其對時間／敘述的不同態度。於是，無論是書信、傳真的往來對話，抑是整體的敘述策略，在在充溢著男女作家於性別政治上的針鋒相對。

首先，在真實與虛構的辯難方面，小說一開始，男作家即藉由個人信件表明欲採訪金妻，以追查金無怠死因真相，並「根據金無怠的遭遇寫部小說」(1)。女作家則認為「沒有什麼是真實的，一步步追尋下去，到了遊戲的極致，只是建造一個自己的世界，在裡面欲罷不能」(25)。然而隨著小說寫作的開展，男作家竟完全捨金無怠的遭遇而不顧，只是逕自杜撰了另一個「董世傑」的故事。真正鍥而不捨地查閱資料，拼湊線索，試圖逼近真相的，反倒是那原來沉浸於文學世界，一意想像「死亡幽光裡的複葉玫瑰」的女作家(29)。為此，在第四章裡，女作家即曾對男作家明白表示：

你曾經立志追索一個真實的故事，現在你於虛設的情節中左右逢源。而我，從來對真實沒有興趣，甚至並不相信有真實的存在；如今，當我在燈下拼湊可能的線索，許多時候，我都覺得正在一步步接近真相……而我，自然是彼時唯一捕捉到真相的那個人！（《捕諜人》，台北：洪範，1992，頁58-59）
究竟，造成如此結果的原因何在呢？書信往還獨具的「折疊反轉」的現象，即其間自然產生的互相辯證，固是原因之一10，但男作家意欲藉虛構的故事以「創造歷史」、建構「愛國者神話」，更是癥結所在。在男性邏輯裡，非但「虛構的故事，自有其真實的存在意義」(88)，努力創造完整的結構，「高大豐滿的英雄形象」，更是其重要目標（「即使卡謬、沙特、葛萊姆葛林，不也依舊寫著形形色色的英雄人物？並沒有人指責他們浪漫啊！」男作家如是說。(184)）；面對女作家的質難，男作家遂以此理所當然地辯解：

歷史就是偏見……董世傑是我的偏見，我認為他才是真正的金無怠，但我並不在乎讀者知道這是我的偏見。我創造了他的歷史。(136)
我並不是不同情金無怠，但我同情的層次不一樣，是屬於你認為虛幻的層次，你所謂的「愛國者神話」。其實這並不是神話。對你也許是神話，對金無怠和董世傑，卻是再真實不過的信念。(137-138)

然而，曾深入追索真相，探訪金妻的女作家卻認為：與其一味誇大虛幻浪漫的歷史想像，毋寧著重小人物──尤其是小人物身邊的女人──瑣屑卻平實生命歷程。在他看來，不論男作家「把各種空戰海戰間諜大戰寫得多麼精采，那畢竟是小說家的魔術，這片刻，我眼前卻是這個女人一步一腳印走過來的人生」(74)。而英雄嚮往，正是「男性中心」的自戀表現，循此寫就的「歷史」，更是「罪惡的總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