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事實上，「劉巨星」從來就不是個有親和力的人，赫也曾承認：她對人不假辭色，「從不諂媚、不討好」，「對誰都是冷冷的」；「她真的就是一個冷漠的人，我不曾見過的冷」(96)。對於這樣一個女人，赫醫師何以要煞費苦心地找人為她撰寫傳記，塑造親和的形象？

──是因為他的戀母情節麼？（身為名醫的赫，在夢見自己身罹絕症後，驚惶不已，醒來第一件事，便是「從床上爬起來，趕快撥越洋電話找阿月」，「聽見阿月的聲音，我就放心了」(92)）

──是因為他的愛國情操麼？（赫說：「我有興趣的是為國家做些事，平實的、理性的、漸進的、溫和的……」(68)；「利用？說起利用，我是利用她的，利用她聚集民氣、利用她讓社會充滿愛心、利用她誘導大家更愛鄉土……」(93)）

還是，意欲「創造（虛構？）」鄉土想像，投射男性主體虛幻的自戀情懷？試看他最後對「我」的告白：

「其實我這一生，只配在體制內作一點小小的改革。嘿嘿，就像我跟你說過，我這一輩子，永遠是鬧不起家庭革命的人，但體制下，我不甘心。……」

「也許，就因為不甘心吧！我相信形象是創造出來的，而親和力也是，」

「把最沒有親和力的人，塑造成親和力的象徵。換句話說，我可以創造形象，我可以重新創造一個女人！」
「我可以創造一份鄉土的感情！」（96-97）

創造形象、創造女人、創造鄉土感情──就在赫醫師喋喋不休的「創造」聲中，「真正」的女人劉瓊月，早已在女人／鄉土／國家形象連串的置換位移終，被吞噬不存。取而代之的，卻是符碼化的空洞能指，是男性虛構想像中的鄉土感情與國家形象──而這些，又都不過是「鬧不起家庭革命」的、被壓抑了的男性慾望蜃影。

不僅於此，赫醫師亟亟欲以「傳記」為巨星「創造」形象一事，實已觸及到性別議題中的另一重點：男性的「創造」與「書寫」神話。女性主義學者們早已指出：我們的文化深深根植於各種男性本位的創造神話裡；如基督教就建立在上帝─父親的權利基礎之上，「是他從『無』終創造出自然萬物」。而女性作為文化的產物」她」是一個藝術品，「但從來不曾是一個雕塑師」4。落實到書寫方面，則陰莖之筆在處女膜之紙上書寫的模式參與了源遠流長的傳統的創造。這個傳統規定了男性作為作家在創作中是主體，是基本的一方；而女性作為他的被動的創造物──一種缺乏自主能力的次等客體，常常被強加以相互矛盾的含義，卻從來沒有意義。（《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頁165）

〈在巨星的年代裡〉固已揭露出此一神話的虛妄，但翻轉改寫長久以來女性「被創造」的宿命，又將如何成為可能？緣於早先海外游子身分使然，在〈十二月八日槍響時〉以降的系列創作中，平路已對傳統以男性為中心的鄉土想像及國家認同問題提出深刻質疑，這當是她以女性立場思辨性別議題的暖身之作。此後，〈人工智慧紀事〉、《捕諜人》、《行道天涯》、〈百齡箋〉等小說，更是循由不同徑路，不斷對「創造」、「書寫」等相關議題做出辯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