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對很多人來說，時代進步所意味的，不過是壓迫、剝削他們的力量換上前所未見的新裝。尊卑模式是在慢慢改變，但尊卑之分依然倔強；有產階級則找到了合理化他們忽視或剝削低下階層的新理由，而不管博愛的基督徒和人道的啟蒙思想家再怎樣抗議，這種忽視和剝削繼續存在。肺病取瘟疫而代之，而有人道心腸的人則把目光從農村的窮人轉向城市的窮人。因糧食短缺而引發的暴動是減少了，但仍偶有爆發，繼續威脅著全歐洲搖搖晃晃的公共秩序。越來越多受害者把無奈和怨氣發在沒有自衛能力的天主教徒或胡格諾派信徒（Huguenots）身上，要不就是發在貪婪的雇主身上。讓農業得以合理化的圈地運動，長遠來說固然嘉惠了包括窮人在內的大部分人，但挨飢忍餓者卻等不了那麼久。在英國，流離失所者擠滿臭兮兮的貧民窟，而在法國，失業農村勞動人口在市郊連群結隊行乞或搶劫。經濟繁榮去到哪裡，可憐景象都如影隨形。幾乎十八世紀的所有進步──不管是工業、農業、教育還是政府管理上的──都是福中帶禍的美事。但它們仍然是美事。雖然消極和悲觀心態繼續殘存（甚至殘存在啟蒙思想家身上），但對那些有幸受惠於時代大潮流的人來說，展開在他們眼前那幅前所未有的怡人前景，仍然是讓人興奮雀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