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啟蒙運動的時代，這種自信態度在新哲學的熱愛者之間已屬稀鬆尋常。洛克（Locke）在筆記裡這樣寫道：「有一大片知識田野等著人去加以利用和受益」，換言之，人可以去「找出一些縮短和減輕勞動的新方法，或是精明地調配好幾種催化物和緩化物以帶來一些新而有益的產品，讓我們的財富（即任何可為生活帶來便利的東西）得以增加或更好保存。」然後，他又意味深長補充一句：「所有這一類發現，皆為人之心靈所勝任。」比乃師洛克更注重內心生活的沙夫茨伯里伯爵（Lord Shaftesbury）2則把前述古諺運用在人的律己上：「有智慧和能幹的人要是能夠在內心建立起秩序、平靜與和諧，就是為自己奠定了一個持久的穩固基礎」，而這樣的人將能成為「自己人生與命運的設計師」。不奇怪地，這諺語與這心態也傳播到英國的美洲殖民地：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一七七○年把「人是自己命運的設計師」列為他最喜愛的格言之一，而在那一些年前，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則推行一個殖民地間的科學合作計劃，希望以此解開自然界的謎團和擴大人「駕馭物質的力量，使生活的便利或快樂能以倍數增加」。在德意志文學界，詩人們在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的神話中發現了新意義，高舉它為培根著名口號「知識即力量」的象徵。「我有一個看法，」年輕的康德帶點謹慎口氣這樣說，「有時候我們應該對自己的力量寄予若干高貴的信賴。這樣的自信可以為我們的努力增添活力與氣魄，對真理的探索具有高度的裨益。」稍後，在《純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中，康德的語氣不再猶豫，斷言人的才智是世界中的一股活潑力量。他指出，理性會一手執著它的原理、一手執著實驗，逼近自然，從中學習──    但不是抱著學生的被動態度，而是像法官一樣，「要求證人回答他設定的問題」。實務家亦有志一同，例如，伯明罕印刷商暨地方文史工作者赫頓（William Hutton）在一七八○年就以其時代的可愛自信精神呼應了培根。「每個人的命運都掌握在自己手裡。」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