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前所未有」，是因為這種心靈狀態雖然幽微難辨，也大概是無法證明的，但我確信我準備要描述的十八世紀氛圍在人類歷史上是見所未見的。它絕不僅僅是一些古已有之的態度的重拾，而它表現出的自信，也是任何最自信的古代理性主義者不敢想像的。我並不是說所有古代人一律不快樂，或一律把一切委諸運氣：他們也會研究醫術、築路與管理領土。他們也會有志於過理性的生活。但他們意識到，面對鋪天蓋地的冷酷現實，這種志氣只是徒勞的夢想。然後，到了羅馬帝國早期，他們的消極性更深沉也更普遍了。基督宗教的世界觀比它所取代的世界觀還要灰暗，而它既是這世界觀的肇因，也是其病徵。曾研究過這部活力與理性衰竭史的默里（Gilbert Murray）在一個著名的段落裡指出，隨理性衰竭而來的是：「苦行主義的崛起、神祕主義的崛起，某個意義下是悲觀主義的崛起。人們失去了自信，失去了對塵世生命的寄望，失去了對人類努力的信賴。他們不再相信耐心探索可帶來什麼，只渴盼得到絕不會錯的天啟；他們對國家福祉漠不關心，一意轉向上帝。」默里給這種「屬靈感情的白熱化」一個名字：「膽氣之失落」。十八世紀的經驗（我準備稱之為「膽氣之復甦」）卻剛好相反：那是一個神祕主義沒落的世紀，人們越來越對人生充滿希望和信賴努力，熱中於探索和批評，世俗主義與日俱增，而且越來越願意去冒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