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這種社會技術尚屬粗淺，而且因為根深柢固舊習俗的頑抗而進展緩慢，但理性在產業與農業上的應用仍然帶來了革命性的後果。及至一七六○年代，改革的節奏已經快得讓人目眩，使為之驚恐的人與為之滿足的人幾乎一樣多。例如賓夕法尼亞的斯密牧師（William Smith）就抱怨當時的各種建設「是沒有多少深度的急就章。增補、改動和修飾此起彼落，沒完沒了。好一幅推倒又豎起、豎起又推倒的永恆景觀」。他可不是面對進步而唯一茫然的人，絕非反動派的約翰生同樣有所嘀咕：「這時代發瘋地追逐創新，世界一切行當看來都行將改頭換面。吊死人犯的方式看來也行將換新，泰伯恩刑場（Tyburn）可別想不受創新的怒火波及。」但為進步歡呼喝彩者仍大有人在：一七七○年代的《大英百科全書》驕傲地告訴讀者，說十八世紀的「各種新發現與改善」已為「這個不可征服或宰制的國家流布上一層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