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臺灣瘟疫蔓延，可歸納為幾個因素：一是因為日治時期，日本政府所強力推行的疫苗注射等西方傳染病防治觀念，缺乏與民眾之間的政策溝通，使衛生習慣的訓練未能深入民間，一旦高壓的殖民政府撤出，衛生習慣就故態復萌了。戰後的人力、物力不足，也促使垃圾和水肥難以迅速清運至市郊。最後，傳染病爆發後官員怠惰的處理、腐敗與利己的心態，加上外來政權對本土人民的不信任感，都促使瘟疫不能在初期獲得掌握。
 
西非伊波拉病毒：殖民史下的社會與國家對立
 
非洲大陸上有許多文化、地理、種族上都歧異性頗大的國家，它們最大的共同點是近代的殖民歷史，也形塑了多數非洲國家治理的形式。戴倫．艾塞默魯、詹姆斯．羅賓森指出殖民體制屬於榨取型制度，少數菁英壟斷政治經濟利益，卻和在地社會、文化、族群嚴重脫節、國家治理能力低落。不幸的是，獨立過後的獨裁者卻繼承了這種制度，使權力集中在少數菁英集團，導致政治腐敗，公衛與醫療基礎建設薄弱，進而讓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度低，對醫療體系的信任度也低。
 
二○○○年前後，伊波拉疫情爆發，疫區周圍不時出現居民和軍警的衝突，社會與政府間的不互信成為病毒攻擊的弱點。賴比瑞亞在疫情擴散時實施了區域宵禁，動用軍警管控民眾流動。其首都蒙羅維亞（Monrovia）發生了居民攻擊一處收容疑患伊波拉患者的醫療中心的事件，民眾搶奪設備以及沾染血液的床單床墊，並造成病患和醫護人員逃跑四散。在獅子山第三大城凱內馬（ Kenema），數千民眾因為對治療伊波拉醫院的不信任，試圖攻入一個醫療院所內，並揚言火燒醫院，放走病人。獅子山政府於是在疫區部署大量軍警，以防社會衝突失控。
 
人民的不配合與不信任，使疫情的管控更加艱難。如發現伊波拉病毒的比利時科學家皮特（Peter Piot）指出：「民眾對當局高度不信任。信任必須恢復，倘若沒有信任，就無法對付伊波拉這類傳染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