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亞洲，如印度與東南亞各國，疫情帶來的最大挑戰是醫衛基礎設施的不足，以及中央政府的施政能力無法覆蓋整個領土範圍，快速經濟發展所造成的「兩個社會」：城市中產階級與傳統農民社會難以同軌規制。相較之下，南韓、新加坡、臺灣等政府施政能力能貫穿全境，也帶來較佳的防疫效果。但性工作者、外籍移工等卻因為弱勢，被排除於主流社會之外，當疫情出現「破口」，就會威脅到整體社會的安全。日本則因為戰後如痲瘋病強制隔離、缺乏人道對待等侵害人權的歷史，使政府權限大幅度的縮減政策，連基礎的隔離都沒有相關罰則，「緊急狀態宣言」的強制力也有限，使疫情在高低峰之間反覆。
 
貫穿所有國家防疫問題的，是國家內部原先的不平等。國際組織樂施會（Oxfam International）在《不平等的病毒》（The Inequality Virus）報告中指出，弱勢族群中如女性、有色族裔、貧窮社區居住者較容易染疫，是全球性的現象；他們的工作更有可能無法遠距上班、較難申請有薪病假、無相關防護知識或衛生設備、負擔不起醫療費用等。換個角度來說，一個更注重平等與關懷弱勢的系統，也是面對疫情時最有韌性的防護網。
 
過去歷史上每一次的瘟疫大流行，都證明了人類有能力在創傷中持續前進與創造文明；新冠肺炎大流行是迎來大衰退的起點，或是社會轉型的開始，關鍵都在我們手中。
 
失控的駭人傳染病，往往直攻國家治理、基礎設施，以及社會信任網絡的罩門。傳染病的演化和傳播，是政治、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交織的結果。傳染病的爆發，是對一個國家的總體期末考，考驗我們的國家政策透明度、資源在地區間與階級間的平等程度、國家與國民之間的溝通的誠意、國民對政府的信任感等等。
 
疫病的流行永遠都不會消失，我們社會如何鍛鍊出和持續演化的疾病共存的能力，是每個政權與社會永遠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