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故事：平路小說中的女性╱歷史╱書寫
梅家玲

放眼現今台灣文壇，平路無疑是女作家群中十分特殊的一位。她崛起於八○年代中期，在多數女性作家著力於微觀閨閣情事，張致兩性關係之際，卻以〈玉米田之死〉、〈台灣奇蹟〉等思辨家國政治的小說，迭獲大獎，別樹一幟於閨秀文學之外。她對人生萬象充滿好奇與存疑，對書寫本身更有著不能自己的執著迷戀，落實在小說創作上，於是形成了題材形式的不斷實驗翻新。無論是小小說還是中長篇，是寫實還是科幻後設，她就題材拓展、形式創新方面的種種努力，固然一直有目共睹，卻由於關懷面駁雜，不主一格，兼以書寫取向重思想、好議論，每使讀者忽略了她女性作家的身分，以及小說中（有別於一般「典型」）的女性特質。不過，近年裡，她不僅在文化評論方面屢就女性議題抒論，《行道天涯》、《百齡箋》、《巫婆■的七味湯》等作陸續問世，更凸顯了身為「女」作家的強勢創作姿態。其中，以民國史上傳奇女性──張亞若、宋慶齡、宋美齡──為題材的系列創作，由在彰顯其個人於女性議題方面的獨特觀照時，為「女性」、「歷史」、「書寫」間的互動糾葛，演義出多方面的思辨可能。正是如此，十餘年來，她由家國歷史而性別政治的書寫徑路，不僅見證並參與了台灣政經社會文學文化發展的曲折進程，也體現出本土女性書寫超越於一般理論之外的活力與潛力，值得重視。因此，以下論析將依循她創作的先後次第，就所關懷的三個不同面向，檢視其遞變之跡，以及彼此間的相互辯證。分別是：

一、女性與鄉土想像及性別化國家主體的糾葛；
二、創造、抑或被創造？書寫，抑或被書寫？
三、微觀歷史：從「她」的故事到「他」的故事。

其中，第一部份係由早先的鄉愁故事，討論她對傳統男性中心的鄉土想像及國家認同問題的反思；二、三部分則談討他如何經由男女兩性於創造／書寫問題上的頡頏交鋒，進而以「她」的故事（her-story）拆解並改寫（意圖定於一尊的）「他」的故事（HIS-story）1的思辨進程，及敘事策略。

一、女性與鄉土想像及性別化國家主體的糾葛

無可否認的，家國歷史，一直是平路小說的關懷重點。由於早年身在海外，心繫台灣，故土鄉愁，遂成為彼時小說中縈迴不去的主旋律。在《五印封緘》一書所收的專訪中，她曾坦言：

我的作品中由於都有一部分的自我，因此可能有相通的基調。人類與土地家國、歷史傳統的纏綿糾葛，是我從事創作的主要題材2。

饒是如此，她的鄉愁故事，怕不早已暗蘊了耐人尋味的女性主義層面？無獨有偶地，〈十二月八日槍響時〉、〈玉米田之死〉和〈在巨星的年代裡〉中的男性人物，一皆身在海外，心繫故園。他們家有的（西化的）悍妻，琴瑟不諧，兼以事業不盡如意，在追尋個人生存意義時，其處境與處於認同危機中的（男性）家國，原本若合符節。在此，女性一方面是現實生活中頻頻挫折為夫者男性雄風的妻，是代表了一國文化社會的壓力來源；但另一方面，其所蘊含的母性特質，卻又同時是故園鄉土的隱喻，是海外游子思之念之的愛欲對象。從男主角們（對女性與鄉土想像、性別化國家主體）或屈從、或頡抗的依違掙扎之中，正可見出國家意識、男性主體與男性雄風之間交互作用的關係：他們互為饋補，卻也互相耗損。這種政治與欲力的循環消耗，所見證的，正是性別化國家主體的命運：傳統以男性為中心的個人認同追尋與家國意識，終不免於幻滅與死亡3。其間的辯證進程，正可由這三篇小說循序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