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但如此，政府還被醜化為造成經濟失調的元兇。在一九九〇年代裡，這套修辭在愛爾蘭、波蘭、拉丁美洲部分地區以及英國獲得廣泛的仿效：一般的意見都支持在可能的範圍內，把公部門侷限在行政與安全的功能之內。就這樣，從柴契爾到當前的共和黨這些以意識型態的緣故敵視政府的人，以一種有趣的反諷，實質上採取了費邊社會主義 (Fabian Socialism) 創始人希德尼•韋伯 (Sidney Webb) 的觀點。韋伯一直主張：「未來是屬於有偉大管理當局的國家的；官員們負責統治，警察們維持秩序。」

在這種強大的負面神話面前，我們該怎麼著手描述政府恰當的角色？首先，我們應該──比左派向來願意承認的程度更誠實地──承認一件事：權力過大的統治權曾經造成、未來也依然能夠造成真正的傷害。這裡有兩個合理的顧慮。

第一個顧慮是強制。政治自由的主要內容並不是「完全不受政府干涉」：沒有一個現代政府能夠（或應該）完全忽略他的國民。相反地，自由是指，對於政府想做的事情，我們能保有不同意的權力，並且能夠表達出反對的理由與陳述我們自己的目標，而無需擔心遭到報復。這一點實際上可能比乍聽之下還要再複雜一點，因為就算用意良善的國家與政府，可能也不高興見到少數企業、社群或個人頑強抵抗大多數人的願望。效率不應該被當作支持重大不公的理由，也不應該被用作以社會正義之名鎮壓異議者的藉口。生活在有效率的國家裡，不論這個國家屬於哪一種政治色彩，都比不上自由美好，如果效率的代價是鎮壓的話。

第二個反對政府積極任事的理由是：他們也可能做錯事。而且當政府犯錯時，規模很容易太巨大，從一九六〇年代開始的英國中學教育史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美國社會學家詹姆斯•史考特 (James Scott) 曾經明智地指出「在地知識」(local knowledge) 的種種好處。一個社會愈多樣化、愈複雜，頂端的管理者就有愈高的機率對基層的現實無知。他寫道，「對於一個複雜的運作中的秩序，原則上，我們的理解是有限度的。」 政府為了公共利益的緣故而採取的干預，一定要經過這個簡單事實的權衡。